必须读前四史和资治通鉴么（读史精华盘点前四史中十二句发人深省的经典）

“粗缯（zēng）大布裹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倏忽之间，2019年已飘然而逝，检点行囊，工作之余，唯一的兴趣便是买书看书了，然而人力终究有时而穷。在这“买书如山倒，读书似抽丝”的一年中，能够稍稍慰藉心怀的就是在读《前四史》时笔录下来的一些经典名句。今则不揣冒昧，愿与诸君共享，甚望不吝赐教，多多雅正。

治国篇：

1、定国之术，在于足食强兵。——《三国志.魏书.武帝纪》

管子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从来治国理政，为民牧守者，不可不知“衣食”之重。因为人的本质终究是生物性的，生存才是他存在的第一要务，所以，对黎民百姓来说，他最在乎的并不是在上者的地位是否合乎道义，他最关心的是谁能让他吃饱喝足穿暖和，不必再被疾病死亡所威胁。

就此而言，孔子所说的“去兵、去食、民无信不立”的观点实际上是望之巍峨堂皇，实则虚无缥缈的空中楼阁，并不能真正的存在于现实之中。而正因由此理论上的漏洞，所以后来的儒家亚圣，孟子才会提出“生养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的观点，以此来弥合儒家学说的理论。

自然性乃是人生的第一属性，除了少数意志特别坚韧卓绝的人，又有多少有“不是嗟来之食”的气节和操守？甚至于就连恩格斯也再三强调“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各方面的活动，换言之，“物质是资料才是人生社会得以存在、延续和发展的基础”。

2、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史记.货殖列传》

太史公是个极伟大的人物，他将人间的关系以“利益”的赤裸裸的展示给人看，所谓“义感君子，利动小人”。不管儒家多么推重“道义”“仁义”等至信至美的品质，但任谁都无法否认“趋利避害”“无利不起早”的行动驱策力。

“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这是一句被记录在《孟子.梁惠王上》中的话。我想，在身为一国之君的梁惠王毫无惭愧之色的问出这句话的时候，孟子的心情应该是十分复杂的吧，毕竟，这在根本上是与儒家学说相违背的。可这又怎么样？关于人们对“利益”的追求，即便巧言善辩如孟子也是无可回避的难题？在面对“义利之辩”争论时，俨然君子的儒家也只能以苍白无力的“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来搪塞。因为，“求利之心”本来就是扎根于人性之中的无可回避的问题。

更何况，人性的复杂与矛盾，又岂是简单的“君子”与“小人”就可以区判的？区区“君子儒”和“小人儒”的定义，并不能为我们追逐美好生活提供明确的方向。换言之，在我们追求生活、享受生命的时候，唯一能够约束我们的并不是所谓的“君子之风”，而是同样根植于人性之中的那一点“恻隐之心”。至于“恻隐之心”在面对欲望诱惑之时，还能占比多少，则又是由我们切实的生活处境所决定的。有句话说的好“帮是情分，不帮是本分。”本着利益驱动的线索而言，我们在提倡礼仪道德的时候，是否可以考虑下生存层面的东西？

3、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史记.太史公自序》

数千年来，国家对礼教的作用向来是极其重视且推崇备至的，所谓“人而无礼,焉以为德？”打从周公“制礼作乐”，到韩愈提出“文以载道”的创作理论，再到“存天理灭人欲”的观点，精神文明建设在中国的发展可谓源远流长。但为什么时至而今却依然给人一种收效甚微的感觉呢？

在我看来，其根本就在于，往古以来一直提倡的这种“礼教”大抵都局限在“画饼充饥”“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的阶段。人的本质是生物，是生存，一味强调奉献、隐忍而不给予其以最基本的生存资料，试问，这种“缘木求鱼”的做法又怎能成功呢？

刑罚的作用往往是在于惩判奸恶，但在这之前如果不能对其进行礼乐道德的教化，这与“设陷阱以待猛兽”又有什么区别呢？固然，礼乐的教化其效果并不像刑罚这般效果显著，但这种打从人心人性上入手的“润物细无声”的浸润，在日积月累之后，又有谁敢忽略轻视他的效果呢？

当然，我们的礼乐教化自然是有别于古代封建王朝时所奉行的那一套，今日的教化之道，应该是在确保黎民百姓没有衣食之忧的前提下进行的，毕竟，唯有在尊重人们固有的必须的对利益和生存的追求之下的礼乐教化，他才可能会是长久的有效的思想引导。

4、兵者凶事，不可为首。——《三国志.魏书.武帝纪》

“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自古以来，军事武装向来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特别是在君主专制封建王朝时期。出于君主天然的抵触与忌讳，一国之军事往往因此而阻滞不前，并随之而产生一系列的政治问题，严重的，则索性导致国破家亡、亡国灭种的严重后果。

“国虽太平，好战必亡，忘战必危。”对于一个政权而言，雄强的军事实力和武装战备才是它能够持续强大、繁荣昌盛的前提，譬如两宋，经济贸易固然繁荣，文化文学固然昌盛，但庸劣的军事装备和低下的战斗能力却是这赵宋盛世蒙上了层层阴影。一个靠交保护费延绵数百年之久的王朝，丧失的不只是经济上的钱财玉帛，更是堂堂华夏耿耿而立的凛凛傲骨。

“人不可以有傲气，却不可以无傲骨”，对一个民族而言更是如此，一个习惯于通过交保护费来苟延残喘的政府，又怎能担负得起保卫边疆、庇佑百姓的重任？所以，自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华夏文明虽然从未间断过与草原文明的碰撞，但大抵还是处于一种势均力敌的状态。但到了赵宋王朝。传承了数千年之久的华夏文明却第一次彻彻底底的亡在了草原文明的铁蹄之下。就此看来，文采风流、雍容华贵的赵宋王朝，足为民族的罪人。

都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如果将国家比作个人的话，那丰富多样、灿烂辉煌的文化文明自然就是积极健康、精彩纷呈的精神思想。而雄强有力，睥睨四方的军事武装则毫无疑问是我们的身躯。一如毛泽东所言，无论是个人还是国家，唯有“野蛮其体魄，文明其精神”才能恒久长存，永葆青春。而亦唯有如此，我们才能真正做到“不惹事也不怕事”，在面临纷繁复杂的国际情况环境时，我们才能底气十足的神态自然，傲然挺立。才能重现当年“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的盛世风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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