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就像一场戏兰波（博纳富瓦评兰波）

五月是万物盛开的季节，是人们精力最充沛的季节，对于超现实主义鼻祖、法国诗人兰波而言，150年前的那个五月还有着更为特殊的意义——那是他决意改变创作方向，努力成为“通灵人”的时候。在1871年写给老师伊桑巴尔的信中，兰波首次使用了“通灵人”（voyant）这一措辞：

“现在，我尽一切可能荒淫无耻。为什么？我要成为诗人，且我努力使自己成为通灵人：您完全不会理解，而我几乎不知如何向您解释。这涉及通过打乱所有感官抵达不可知……”

兰波所言的通灵人，指的是诗人通过“打乱所有感官”从而抵达“不可知”状态。他还解释道，这就要求诗人必须找到一种语言，让“灵魂通达灵魂，概述一切，芳香、声音、色彩，思想与思想相互勾连，并引出思想。”那年夏天，兰波开始将他的通灵人理论付诸实践，他开创了一种求索于潜意识和幻想力量的自由诗风，《元音》和《醉舟》正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而在接下来的《地狱一季》和《彩图集》中，兰波更是打破了诗歌的传统形式，以散文诗描绘了种种诡谲难解的画面，展现了他以通灵人之身“检视不可见之物，谛听不可闻之声”的结果。

兰波为什么会突然转向“通灵人”？他渴望通过诗歌求索什么？法国当代诗人、评论家伊夫·博纳富瓦在《兰波评传》一书中为我们阐述了兰波动荡的一生及其精神发展的轨迹，这本书已于日前推出中译本。不同于其他评论家，博纳富瓦在分析兰波的诗学时有意避开了象征主义-超现实主义的阐释传统，在他看来，兰波诗学的出发点实际上源于一种现实主义。童年时期的孤独和爱的匮乏或许早就为“通灵人”的出现埋下了伏笔，母亲的严酷和冷漠迫使兰波滑入“残忍的怀疑主义”的深渊，离开了生活的国度。兰波的矛盾在于，他既要梦想，又要生发出清醒的批评意识。他渴望改造社会现实，用“新的爱情”来重塑人与人的关系、重建词语与世界的联系。

值得一提的是，《兰波评传》初版于1961年，正好处于博纳富瓦诗歌创作的转型期，可以说，他对兰波生涯的回顾，也是对自己先前求索的一次小结。博纳富瓦曾将自己的很大成就归功于兰波，如他所言，兰波的诗歌是“永无止境的战役，是存在与本质、形式与非形式激烈搏斗的剧场”，鲜有作家像兰波一样热忱地认识自我、定义自我，想要改变自身成为另一个人。

《乞丐的童年》（节选）

文 | [法]伊夫·博纳富瓦 译 | 杜卿

01 他太早成为大人，又当小孩子当了太久

1854年，兰波出生在夏尔维勒的一个地主家庭，他的母亲带着丰厚的嫁妆嫁给了一位职业军人。他的童年在母亲的不同住所（在主干道或“林荫道”上）和两所学校（他迟迟入学的罗萨私立学校和位于荒凉的圣墓广场的公立中学）里度过。不过，即便在这些街道和班级里，他也显得出奇地孤僻——比他大一岁的哥哥弗雷德里克也是如此。他的同学德拉艾在《亲朋回忆》（Souvenirs familiers）中写道：“通常，玩耍的时候，学生们总在笑喊；他们却只是交换只言片语，在玩乐时喜欢保持沉默。”人们常说，这两兄弟遵从异常严格的道德束缚。他们的母亲经常带着他们和他们的两个姐妹去往集市，他们排成一列，仿佛昭告着他们的不群与孤独。路易·皮尔甘（皮尔甘与德拉艾一样是兰波的好友）写到，首先“迎来的是手牵着手的两个小女孩，维塔莉与伊莎贝尔；走在第二列的是两个男孩，依旧手牵着手；兰波夫人走在队末，保持着合乎规矩的距离”。这小小的军队在杜卡尔大广场的圆形铺路石上，在鸡蛋篮子和蔬菜箩筐间颠簸前行，行人讶异地望着极端严谨又或许极端疯狂的他们。

兰波夫人似乎有心在她的孩子身上扩大这种孤独感。她早早便离开了丈夫。更准确地说，他们只在兰波上尉的两次长期驻扎间隙短暂地住在一起。小女儿伊莎贝尔写到——但这或许是她的编造——兰波上尉既活跃又胆大，时而慵懒，时而暴躁。也许他本可以为他的儿子打开一些精神的出口，但他无法忍受妻子恶劣的本性，很快便习惯脱离她的生活，从1860年最后一个孩子出生开始，他大概已与她停止来往。

兰波身边，有长兄弗雷德里克，他又懒又傻，帮不了什么忙；还有两个奴颜婢膝的妹妹，维塔莉和伊莎贝尔。没有什么可以缓和他与母亲之间不停歇的对峙，其中充满外露或内敛的暴力，他因而被封禁在母亲的怨恨和焦虑中。

我们不由想起兰波的诗句：“父母啊，是你们铸成了我的不幸，也铸成了你们自己的不幸！”兰波夫人固执、贪婪、傲慢、乏味、深藏恨意。她是纯粹能量的化身，被带着盲目色彩的信仰驱使，为虚无与死亡着迷——如果我们相信她在1900年的一些非同寻常的书信里所说的话。

只因她心中的深深惶恐，她才变得如此非人。她所遵循的，并非社会习俗（她的儿子身披女性一样的长发，成为夏尔维勒的笑柄，对此她不为所动；她异常宽容地接受了魏尔伦），而是她附加于自身、控制住自己神经官能症的绝对律令。

破裂的婚姻也留下了伤口。“夫人在草原上立得过于挺直”，在《回忆》（Mémoire）一诗中，兰波带着洞察力与某种爱意如此写道。我们可轻易想象出一位倔强却或许陷入爱河的女性，她在关系破裂后重拾让她远离丈夫的骄傲。“惋惜纯洁的芳草那厚实而年轻的手臂”，她的儿子补上了一句。他引入了水做成的台布这一意象，“无泽、无源、灰暗”，而他自己，“停泊的小舟”，则始终静止。

她无比依恋孩子们。后期的散文诗中，兰波也为此怀念儿童的体肤。“啊，童年，绿草地，甘霖，岩石上的碧水蓝湖，钟楼敲响12点出现的月光！”很快，兰波夫人便厌恶起孩子长成了“小大人”，男性的世界与精神将再一次从她手中偷走她的所有。她试着中止他人生必经的成熟过程。至少，她想要压制他独立与自由的欲望。结果，自视为孤儿的他产生了深深的矛盾情感，对母亲爱恨交织。因为不再被爱，兰波暗暗推断出自己有罪；但出于自身的无辜，他又激烈地推翻这一判断。“河岸边的儿童扑灭厄运……”然而，被母亲否认是男人，也激励他在她面前成为男人，准备爱她，准备取代父亲的角色，很快，他便因母亲无休止的冷漠而沮丧，但又重新准备好迎接新的拒绝。他太早成为大人，又当小孩子当了太久。

他像极了他母亲，他将拥有同样的固执、天真（或许），总之，有一种乡下人的实证精神，再往后，他也将拥有同样的贪婪与傲慢。是否正因如此，他才在母亲面前始终摆出消极、丧气、接受现状、静止不动的模样，却暗中滋养浓烈的憎恨？不过，纵然他被打败了，他的意识仍是自由的。兰波永远都清醒着。我想到了他那首精妙的诗作《七岁的诗人》（Les Poètes de sept ans）。我们可将之视作他童年的真实图景，并在当中看到他精神里蠢蠢欲动的否定力量。

七岁的兰波是什么样子？他的人生里，危机接踵而来；可以肯定，在伊莎贝尔出生后父母分开之时，第一场危机已经光顾了小小年纪的他。他的外祖父尼古拉·居伊夫刚刚去世。兰波夫人放弃了主干道上的漂亮公寓，在工人住宅里找了间更简陋的临时住所。她的管教变本加厉，让子女同四周穷人邻居家的孩子们保持距离。夫人保有对丈夫和这个世界的怨恨。她一直用双绉衣物与黑色长裙释放出的阴郁气场来与之抗衡。他，阿蒂尔·兰波，刚刚度过童年的第一个阶段，丈量着自己的孤独。但从他每晚望着回家的工人身上，从他们的疲惫与贫苦中，他得出想法，要改变这迫使他孤单一人的残酷社会。从最开始，他的诗歌便是反叛的，因为它们是失落的爱情，是对“新的爱情”的欲念。

02 “我们没有真正活在人世，真正的生活缺席”

每当兰波追寻爱情时，他总会预感到失败。“最后，当你饥渴，便有人将你驱逐”，这是一场梦的尾声，收录在《彩图集》中的《童年》。它似乎证实了他遭受过的暴力，证实了不曾忘却的失落——我相信，兰波夫人让她的儿子经受的正是这些。她用爱的匮乏将他赶出了生活的国度。这指的是有着信赖的世界，在那儿，人们不畏随时可能出现的磨难，敢于相信事物与存在并不必然充满恶意或虚幻。最初的谎言具有怎样不可修复的破坏力啊！“这很好，她有着蔚蓝的眼神——它撒谎！”这就是兰波夫人，她对儿子百般注意，在他周围布满警戒，无微不至地照料他，乃至过了头。然而，孩子们中最清醒的这一位不可能察觉不到，这些意料之中的举动不过是无情的义务。它们像极了爱，是的，因为她给予关照、忧心和体贴，这些都是爱的符号。不过，这符号在撒谎，是纯粹的形式，空洞无物。在兰波眼里，一个完整、有着实质关系的世界，一个用挥霍的爱所创造的世界，被这个从义务里诞生、失去灵魂的机制取代了。

伊桑巴尔，兰波的修辞学老师，曾在一份关键的记录中谈道：“每次母子间新的冲突都会让他的诗作里充满粗俗的意象。”兰波自己把母亲称为“黑暗的大口”（la bouche d’ombre）。爱的匮乏在他身上造成的直接后果，便是晦暗的感官和对存在的瑕疵的执念——因此，我把这种匮乏视为兰波童年遭受的一场真正的形而上谋杀。这谋杀迫使他抱持着“残忍的怀疑主义”，变得好斗、不安。它剥夺了兰波生命中的信赖，而这信赖本是创造与发明的要素。事实上，为了理解兰波，我们得回到柏拉图的教导，回忆起爱的形而上学：爱是超越感性、暂缓流亡、参与“真正的生活”的能动，至少，它有着心理的真实，反映出我们的实存（existence）在存在（être）中的印刻。爱的剥夺使得兰波无法与存在者（ce qui est）保持可能的共通。他看到真实与意识一道分裂出一种危险的二元对立。

紧要的是，首先，在童年的初期，存在一种对另一个世界的感知，那是更明澈、更自由、在日常的天空之外的世界，某种意义上，这样的感知如此纾解人心，如此“诗意”。《彩图集》中有着千万个童年之梦的遗迹。“在窗玻璃依旧潺潺流动的大房子里”（这已非现实，意识已然漂泊，晦暗已然消失，敌意的天空开始放晴），我们明白兰波便是其中一个“服丧的孩子”，他们正看着“美妙的图像”。这些孩子创造了别处。当他们看到或以为看到“一辆小车被废弃在矮树林里，或沿着小路奔跑滑落，披着饰带”，抑或“大路上，森林边，一群装扮好的小演员”；当盛大的马戏团——“仙境中的游行。真的：马车上装满金色丛林里的珍禽、旗杆和五彩的帆布，由马戏团的二十匹花斑马拉着疾驰，孩子与大人们骑在最惊人的牲畜上”——在城市里短暂地歇息；当他们在杂志上看到“笑着的西班牙女人和意大利女人”，他们就无比畅快，还想要逃离自己生活的地方。不幸的是，他们不明白，先要改变的正是他们的所在之处。

“我们没有真正活在人世。”兰波写道，“真正的生活缺席。”事实上，他很快便进入了一种更深层的对立之中。此地，这阴郁的道德视域，与遵循自然的生活全然相反，而自然有着天真、自由的本质，接受着普遍之爱的光辉。《太阳与肉身》（Soleil et chair）里写到，男人与女人从原初的明澈性中坠落了。他们忘记了“维纳斯的永恒诞生”……兰波与自然之物的联系完好无损：与花草，与黎明，与高高的海面上方的乌云。他那著名的“渴”或许不过是一种转换，将另一种无法止息的更隐秘的焦渴，转化成对他尚能接触到的物质资源的渴望。

但此刻，我仍想在身为小孩的兰波、在他本该成为的自信男人身上稍作停留——我想谈一谈这些想法因太早地降临到他身上而对他造成的伤害。是啊，或许，人们注定有这样的想法：人类的场合满是谎言，社会在堕落，我们的存在被窒息。是的，或许，如今我们都必须把我们的歇斯底里与永恒的维纳斯相对立。但这是大人的事务，而年轻的兰波慷慨地承担了我们所有的厄运，他在依旧稚嫩的意识中过早确立了对厄运的感知，这只会加深他的自我厌恶，只会让他远离这个世界的美丽——而他已确认了其中的价值——因为在先厌恶自己之后，人已没法真正去爱。摧毁他的，还有他清醒的神志。通过旅行，他试图到达神奇的国度；通过“理智地扰乱所有的感官”，他试图在肉体中唤醒最天然的自发性。但他始终带着《耻辱》（Honte）中描述的自我厌恶，以及灵肉之间无解的矛盾。

“我把自己武装起来，反对正义。我逃走了。女巫，灾难，仇恨，啊，我的珍宝财富都交付给你们了！我终于把人类的全部希望在我脑子里彻底破灭。我像野兽一样跃起，把一切欢喜统统勒死。”1873年，兰波试图驱走他的恶魔，但最终失败了。因为他最深也最致命的矛盾，是一种强力与一种软弱之间的矛盾。他是不知疲惫的行者，不曾歇息的创造者，在非洲，他将成为最狂热的工作者，他携带的能量全被释放——仿佛圣人，抑或“不屈的苦役犯”——因为他无法追求一般人追求的目的。

19世纪末，也曾爆发过一次爱的普遍危机。“我们在我们古怪的心灵里摧毁了生命之爱，”维利耶·德·利尔-阿达姆写道，“我们变成了自己的魂魄，这已是现实！此后，对生活的接受，不过是对我们自身的亵渎。”马拉美的想法亦与此接近，对时代的宿命的妥协将诞生出一整代文学——但是兰波，他啊，却试图重新创造爱情，试图盗火，将自己置于我所称的英雄的因果性之中……是的，面对历史命运的挑衅，我们总有两种回答：要么屈服——心理学与社会学分析关乎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也因此更适合被用来解释这种消极性；要么反抗，力争实现被命运扼杀的可能性——在因果分析败下阵来的那个瞬间，诗歌起航了。因为，在这个被天生的必然性支配、走向尽头的封闭世界，对不可能的尝试至少是存在被唤醒的情感，是死亡的敞亮直观。

真的诗歌是重新出发，它在死亡毗邻处诞生、再现。我们称为“诗的使命”的，不过是一种反抗的意愿。大多数时候，庸俗存在的沉闷睡眠让斗争成空，这通向死亡的睡眠啊。

本文书摘节选自《兰波评传：履风的通灵人与盗火者》一书第一章，较原文有删减，小标题为编者自拟，经出版社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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