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敦煌的传说 唐宋时期敦煌的婚嫁风俗

敦煌壁画中保存有46幅婚娶图，其中盛唐9幅，中唐17幅，晚唐9幅，五代6幅，宋代4幅，西夏1幅。这些婚娶图主要依据《佛说弥勒下生经》绘制，据经文说，在弥勒世界，“人寿八万四千岁”，“女人年五百岁，尔乃行嫁”。为了反映这一经文内容，古代画家以人间婚俗为蓝图，把抽象思维具象化。因此这些壁画所描绘的婚娶场面实际上是人间婚俗的缩影，是珍贵的古代婚姻形象资料。同时，敦煌藏经洞出土的大量历史文献中，如S.2200、P.3284、P.2646等卷《新集吉凶书仪》（又称《张敖书仪》），S.3877、S.5515、P.2976、P.3550等卷《下女夫词》，S.0343、S.6537、P.3730、P.3212等卷《放妻书》以及S．0133《秋胡变文》等文献，也有许多关于当时婚俗情况的文字记载。这些壁画和文献，反映了唐宋时期敦煌地区的婚嫁风俗情况。

一、摄盛之俗的婚礼

图1 莫高窟第116窟 盛唐 婚礼图

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为了区别不同人的身份、地位，在服饰、车乘、器物等方面都有具体规定，不得僭越。但在婚礼这种特殊场合，新郎新娘可以夸大自己的身份，可以按超越自己实际级别的礼仪行事，如士庶之辈可以穿戴卿大夫的冠帽，这就是 “摄盛之俗”。《周礼》中明确规定：“新迎亦当玄冕，摄盛也。”敦煌壁画中的婚礼场面，真实地展现了当时的摄盛之俗。

如盛唐第116、148窟中的婚礼图，新郎头戴冕旒，身穿褒衣博带，这是帝王、诸侯的服饰（图1）。大多数新郎是头戴幞头，穿红色袍服，双手持笏，如晚唐第12窟婚礼图中所绘。持笏不是普通庶民的装扮，笏又名“手版”，唐代以来是品官朝会或出使时所持，把该办理的事情写在上面，起备忘录的作用，袍笏加身乃是贵族官僚的服制。新郎的服饰反映了敦煌婚俗中的摄盛之俗，新娘的服饰也随着升级，有满头珠翠花钗者，有凤冠霞帔者，如盛唐第33、12窟婚礼图中的新娘（图2、图3）。唐时花钗礼衣是亲王纳妃之服，凤冠在汉代为皇后所专用，后世亦为命妇所用，是女冠中最为尊贵者。

敦煌文献中也有关于的摄盛之风气的记载，如《下女夫词》中，男傧相陪伴新郎到达女家门前时，在唱词极力炫耀和夸大新郎的身份地位，说是“长安君子，进士出身，选得刺史，故至高门”，“敦煌县摄，公子伴涉，三史明闲，九经为业”。刺史乃州一级的最高长官，由怎样成为敦煌县摄，更不是以九经为业，很明显是即兴编造。

摄盛之俗不仅在敦煌，从春秋以来一直在社会上流行。到了清代，还有“新郎三日大”之说，在婚礼的三天之内，哪怕是目不识丁的劳作者，亦可红顶花翎，他人不得干涉。

二、繁缛的婚事程序

虽然因为摄盛之俗，新郎新娘可以夸大自己的身份，可以按超越自己实际级别的礼仪行事，但婚事的基本程序还是必须按照一定的要求进行，有其比较严格甚至繁琐复杂的礼仪规范。据《张敖书仪》等敦煌文献记载，婚事全过程分为通婚和成礼两个阶段。通婚阶段是先由男家向女家发出“通婚书”，向女方家长致意问候并正式提出婚事，同时携带聘礼送往女家；女方受函接受聘礼，回以“答婚书”。

图4 莫高窟第445窟 盛唐 婚礼图 戏舞

成礼阶段最为隆重，成礼之夜男女双方必须各自进行告别父母的仪式，并且祭祀先灵，读《祭先灵文》，然后才能由傧相送出。又据《下女夫词》记载，新郎到女家接新娘时，女方要请新郎下马，并要念一通“请下马诗”，而新郎则故意摆架子，说是“地上不铺锦”，就不肯下马。新郎进女家大门时，要行拜门礼，对女家的大门、中门、堂基、堂门、门锁及土堆都要分别吟诵五言绝句一首，敦煌名曰“论女婿”，相当于后世的“难新郎”。其中“论女家大门词”中说：“柏是南山柏，将来作门额；门额长时在，女是暂来客。”意谓你家女儿不能长久待在家里不出嫁。而此时颇有意思的是，女家故意在院里设土堆，然后给工具叫新郎铲去，新郎则要高高兴兴地去干这件事。男家在女方等待时，“向女家戏舞，如夜深即作催妆诗”。既表示欢庆，也是打发时光、等待新娘盛妆的最佳方法。敦煌壁画再现了戏舞的场面，如盛唐第445窟婚礼图中，画面中心有一红衣髫辫儿童正翩翩起舞，旁有六人乐队伴奏（图4）。

当女方最后同意新郎把新娘接走时,“女家铺设帐仪：凡成礼，须在宅上西南角吉地安帐。”所设之帐又叫“青庐”，为一种小型穹庐，覆以青缯、青幔，为避煞场所。青庐铺设好后，即行撒帐，诗云：“壹双青白鸽，绕帐三五匝。为言相郎道，先开撒帐盒。”接着把盒中盛放的果子、金钱向青庐撒去。撒帐以后，“即以扇及行障遮女子于堂中，令女婿傧相行礼”。面对家长及众亲友拜堂行礼的方式，在敦煌壁画中，或是男女站立作揖行礼，或是男女跪拜行礼，或是男女相对互礼，或是男跪女揖行礼。其中“男拜女不拜”的画面尤其引人注目，显示了当时妇女的较高地位。“礼毕升堂奠雁”，以示阴阳往来、妇人从夫、相互偕老等义。

婚礼最后还有几个重要的程序，如“同牢”、“去帽”、“除花”、“合发”、“梳头”、“系指头”、“发誓”等。所谓“同牢”，是新郎新娘必须同吃一盘羊肉或猪肉，具体仪式为：一、夫妻先各吃三口；二、然后由傧相或侍者喂食；三、饮“合杯酒”，饮酒前用五色锦带将新郎新娘的四只腿捆扎在一起，表示从今双方都要受到婚姻和道德的约束。所谓“去帽”，其意在“少来鬓发好，不用帽或遮”，以消除新郎新娘之间男女界限。所谓“除花”，则强调结婚的“新”意，“一花卸去一花新，前花是假后花真；假花上有衔花鸟，真花更有采花人。”又有“合发诗”曰：“盘龙今夜合，交颈定相宜。”“梳头诗”曰：“暂借牙梳子，筭发却归还。”最后夫妻系手指头，互相宣誓永不变心，意义亦如《下女夫词》中所云“巧将心上系，付以系心人”，“夫妇一团新”。

图5 莫高窟第9窟 晚唐 婚礼奠雁图

以上的青庐、行礼、奠雁等内容在敦煌壁画中都有生动描绘（图5）。

三、体现“和离”的《放妻书》

古代敦煌称离婚为“放妻”，这一方面是沿袭春秋之际的“出妻”、“弃妻”之习，另一方面与当地的风土人情有关，晚唐归义军时期敦煌施行“放良”，即将奴婢释放为自由民，“放良”由贱民身份一变而为良民，而离婚的“放妻”也意味着给妻子以解脱和自由。

离婚在敦煌又称“夫妻相别”，这反映了唐代婚姻中的“和离”、“两愿离”制度。《唐律疏议》卷14《户婚律》“诸犯义绝者离之”条中规定：“若夫妻不相安谐而和离者不坐。”又阐释说：“若夫妻不相安谐，谓彼此情不相得，两愿离者，不坐。”

敦煌古时的离婚，无须通过官方机构，亦不须动用法律，而是民间自行处理，但这并不等于个人可以擅自为之，而是相当慎重地分为两步，第一步是把夫妻双方、两家父母及亲眷、当地村老等有关当事人召集到一起商议。第二步是立书为凭。经过商议同意离婚后，即可立书，谓之“放妻书”或“相别书”。

图6 S.0343 放妻书

离婚的原因多为“夫妻不相安谐”、“彼此情不相得”，如S.0343《放妻书》的内容为(图6)：

某专甲谨立放妻手书

盖说夫妇之缘，恩深义重，论谈共被之因，结誓幽远。凡为夫妇之因，前世三年结缘，始配今生夫妇；若结缘不合，比是怨家，故来相对。妻则一言十口，夫则反木（目）生嫌，似猫鼠相憎，如狼犬一处。既以二心不同，难归一意，快会及诸亲，各还本道。愿妻娘子相离之后，重梳蝉鬓，美扫娥眉，巧逞窈窕之姿，选聘高官之主。解怨释结，更莫相憎。一别两宽，各生欢喜。于时年月日谨立除书。

这篇离婚书强调的是“结缘不合”，两人最终如“猫鼠相憎”，看来主要是性格不合；妻则“一言十口”，夫则“反目生嫌”，渐渐便“二心不同，难归一意”，因而要“一别两宽，各生欢喜。”，于是“会及诸亲”来作证人，立此文书。最后希望“解怨释结，更莫相憎”，达到“和离”、“两愿离”的目的。

图7 P.3730v 放妻书

P.3730v《放妻书》内容为(图7)：

盖以伉俪情深，夫妇义重，幽怀合卺之欢，须囗囗（同）牢之乐。夫妻相对，恰似鸳鸯，双飞并膝，花颜共坐。两德之美，恩爱极重，二体一心。共同床枕于寝间，死同棺椁于坟下。三载结缘，则夫妇相和。三年有怨，则来作仇隙。今已不和，想是前世怨家。眅目生嫌，作为后代增（憎）嫉。缘业不遂，见此分离。聚会二亲，夫囗妻囗，具名书之。囗归一别，相隔之后，更选重官双职之夫，弄影庭前，美逞琴瑟合韵之态。解囗舍结，更莫相谈。三年衣粮，便献柔仪。伏愿娘子千秋万岁。时次某年某月日。

这是结婚三年的一对夫妻，终因感情不和而分道扬镳。

图8 P.3212v 夫妻相别书

也有指责妻子，认为是妻子不良行为造成家庭不和的，如P.3212v《夫妻相别书》中云(图8)：

盖闻人生一世，夫妻语让为先。世代修因，见存眷属。夫取妻意，妻取夫言。恭敬囗囗事（侍）奉郎姑叔伯，新妇便得孝名，日日即见快活。今则夫妇无良，便作五（忤）逆之意，不敬翁嫁（家），不敬夫主，不事六亲眷属，污辱泉（家）门，连累兄弟父母。前世修因不全，弟兄各不和目（睦）。今仪（拟）相便分离，不别日日渐见贫穷，便见卖男牵女。今对两家六亲眷属，团坐亭(停)腾商量，当便相别分离。自别已后，愿妻再嫁富贵得高夫，某不再侵凌论理。……

不论是“放妻书”还是“相别书”，其基本内容是类同的：首先从正面阐述夫妻应彼此恩爱相亲，接着转到当前的实际生活，历数夫妻关系存在的各种问题，而且是无法和解的，夫妻已无法继续共同生活，其后果是导致家庭不和、家业破散、唯一的出路是夫妻分离，各奔前程。至于婚后家庭财产的分配,敦煌民间婚俗显然持公平态度,如S.6537《放妻书》中云：“所要活业，任意分将。……两共取稳，各自分离。”要求双方不用斤斤计较，而是“任意分”、“共取稳”。又如P.3730v《放妻书》中所说：“三年衣粮，便献柔仪。”这是财产分配的又一形式，即由男方再负担女方三年衣粮，而且在离婚后一次“献”完，“伏愿娘子千秋万岁”，离婚才算告终。但只字不提儿女之事，可见当时的离婚习俗是女方一人离开男家，这就是“出妻”、“放妻”，儿女一律留在夫家。

“放妻书”、“相别书”末尾是祝福之词，如“囗归一别，相隔之后，更选重官双职之夫”、“愿妻再嫁富贵得高夫”，说明离婚后可以男娶女嫁，互不干扰；同时也反映了“和离”“两愿离”的气氛。“放妻书”、“夫妻相别书”一经约定，离婚便正式生效，并以此为凭证，相当于现在的离婚证。

四、妇女再嫁随己意

唐时敦煌民间妇女与男子的地位相对较为平等，所以也经常有妇女主动提出离婚，并按照自己的意愿改嫁的。如敦煌变文S.4654、P.2721《舜子变》中云：“后阿娘亦见舜子，五毒嗔心便起。‘自从夫去辽阳，遣妾勾当家事，前家男女不孝，东家酒席常开，西院书堂常闭，夜夜伴涉恶人，不曾归来宅里。……解事把我离书来，交我离你眼（远）去。”这自然是后娘提出的要挟之词，她提出离婚的目的，是想迫使瞽叟去杀舜。又如S.4129、P.2564、P.2633云：“新妇乃索离书：‘废我别嫁可曾夫婿。’翁婆闻道色（索）离书，忻忻喜喜。且与缘房衣物，更别造一床毡被，乞求趁却，愿更莫逢相值。新妇道辞便去，口里咄咄骂詈：‘不徒（图）钱财产业，且离怨家老鬼。’”(图9)这也是妇提出的要挟之词，她提出离婚的目的，是相迫使不务正业的丈夫改邪归正，结果丈夫向她认错，她又回到家中。虽然上述两例中的女子都是以离婚为要挟试图达到其它目的，但从中也可以看到当时的妇女可以主动提出离婚。

唐朝时期，对寡妇改嫁持开明态度。《通典》卷89“父卒为嫁母服”中记载： “父卒母嫁当服周。”儿子对改嫁的母亲，其丧服是一周年，如不改嫁是三年，这明显是对寡妇改嫁的贬抑。据《通典》卷89“齐缞杖周”记载，至天宝六载才赦文：“虽存出母之制，顾复之慕，何伸孝子之心。其出嫁之母,宜终服三年。”这才为寡妇的改嫁取得了合法的、平等的地位，但寡妇改嫁应在三年服制满后。但夫妻的丧制无平等可言，“妻为夫斩缞三年”、“夫为妻齐缞杖周”，在时间上丈夫为妻守丧只一年，而妻子为夫守丧则须三年；在丧服上夫为妻是齐缞，而妻为夫是斩缞。齐缞与斩缞从表面现象看只是丧服的缉边与毛缝之差，但实质上二者在丧制上却有着级别、轻重之分，斩缞是五服中最重的一种，与父母之丧相同；而齐缞虽在五服之内，但次于斩缞。据《唐会要》卷83“嫁娶”记载：“妻丧达制之后，孀居服纪已除，并须申以婚媾，令其好合。” 在服制满后，夫妻均可婚嫁。

敦煌文献中的《放妻书》大多鼓励离婚后的妇女再嫁，如P.4525《放妻书》云：“自后夫则任娶贤妻，同牢延不死之龙；妻则再嫁良媒，合卺契长生之净虑”。S.0343《放妻书》云：“愿妻娘子相离之后，……选聘高官之主。” P.3730v《放妻书》云：“相隔之后，更选重官双职之夫。” P.3212v《夫妻相别书》中云：“自别已后，愿妻再嫁富贵得高夫。”

S．0133《秋胡变文》中，秋胡几年不归，秋胡母便劝秋胡妻：“不可长守空房，任从改嫁他人。”可见当时敦煌地区对于妇女改嫁之事，实属司空见惯(图10)。

对于丈夫身亡的情况，妻子只要写一份《放良书》祭奠亡者，即可改嫁。如S．5706《放良书》中第一段是女子本人自述来此为妾的经过；第二段谈及其家庭破灭的原因是“犬戎大举，凌暴城池，攻围数重，战争非一，汝等皆亡”，同时说明她改嫁的原因；第三段表达了她要在逆境下生存下去的决心，为此“放从良兼改名”，即与亡夫脱离关系，改嫁从良，并获得改名的权利(图11)。

敦煌壁画所绘内容也对妇女改嫁持宽容态度，如北周第296窟和晚唐第85窟《微妙比丘尼缘品》中详细描绘了微妙三次改嫁的过程，第一次是她丈夫被毒蛇咬死后，两个儿子也相继去世，娘家人又都被火烧死，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嫁给一个无业酒徒；第二次是微妙不堪忍受酒徒的虐待，逃离后和一长者子结为夫妇。第三次是长者子暴病身亡后，微妙按当地风俗被殉葬活埋，又被盗墓的贼首强迫为妻。虽然该故事反映了一个妇女的悲惨遭遇，但对其多次改嫁的情况则认为属于正常(图12-15)。

图12 莫高窟第296窟 北周 微妙与第一丈夫回娘家

图13 莫高窟第296窟 北周 微妙被第二任丈夫虐待（二嫁）

图14 莫高窟第296窟 北周 微妙与长者子成婚（三嫁）

图15 莫高窟第296窟 北周 微妙的第四任丈夫贼首被处决

由此可见，当时敦煌地区妇女改嫁的情况非常普遍。

综上所述，我们通过大量的文献资料和生动形象的壁画，从婚礼场面、婚事程序以及离婚、改嫁等内容，主要就敦煌地区唐宋时期的婚嫁风俗作了一些简单介绍，仅供参考，谬误之处，敬请方家批评指正。

来源：敦煌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