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雅兰的韩文（以communication的汉译看传播研究在中文世界的知识旅行）

以communication的汉译看传播研究在中文世界的知识旅行

本文作者：黄雅兰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内容提要

以communication的汉译为线索，本文探索了1950年代以来传播研究在中文世界不同地区间知识旅行的过程。基于对1950至1990年代我国大陆（内地）、我国台湾和香港地区的新闻传播学和社会学主要学术刊物、教科书及学科建制的考察，本文发现：1950-1960年代，美国主流传播研究进入中国台湾新闻学界并扎根，“传播”取代“交通”成为communication的主要译法；1970年代，传播研究进入香港，尽管出现了“传”“传通”等新译法，“传播”仍占据主流，同时，港台学者开始在“中国传”框架下开展传播研究本土化的合作；1970年代末以来，传播研究以香港为中介并在内地、美国学者和机构的共同推动下进入大陆新闻学领域，“传播”一词在争议中被所接受。在美国输出传播研究以及我国台湾、香港地区和大陆（内地）接收传播研究的过程中，官方或半官方机构和个人扮演了关键角色。

【关键词】

“传播”“交通”汉译 跨语际实践 理论旅行

近年来，不少学者重探中国大陆的传播学术史。特别是刘海龙从communication的翻译入手，梳理了1949年前我国的传播研究：20世纪初，communication被翻译为“交通”而非“传播”，相关研究主要在社会学和心理学领域开展；1950年代，社会学在学科调整中遭取缔，以“交通”为核心的传播研究被迫中断，“（思想）交通”仅零星地出现在1950年代新闻学学者的译述中；直至1970年代末，communication才以“传播”之名重返学界，却出现在新闻学而非社会学中。

该研究探访了中国传播研究史的“灰色地带”，但不免令人产生以下疑问：

• 如果说1950年代社会学在中国大陆（内地）遭取缔造成“交通”传统的断裂，那么在社会学未受影响的台湾和香港，“交通”这一译法和研究传统为何没有延续？
• 在港台地区，为何诸多高校在20世纪60至80年代纷纷创建或改建“大众传播系”（台湾辅仁大学）、“新闻与传播系”（香港中文大学）？传播研究如何与新闻学结缘？
• 1978年后，大陆学者再次引介传播研究时，为何一改1950年代“（思想）交通”和“通讯”的译法而采用“传播”？

王怡红曾考察“communication”在中国的传播过程，她指出，五四运动期间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改革开放后大众媒介的发展为该词在中国的两次大的彰显创造了机会，但她并未辨析该词的不同汉译；刘海龙在论述中国语境下“传播”概念的演变时提到，“早期传播学概念的中文名称，基本还是来自港台地区”，但该表述过于笼统，亦无法回应上述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当前我国传播思想史研究中不同地区各自为政的现状，特别是忽视了传播研究在中文世界的最早登陆地台湾和最后登陆地大陆之间的联系。

萨义德的“理论旅行”四步骤（观念或理论赖以生发的源点，连结不同语境的横向距离，在新时空中一系列接受或伴随而来的抵抗条件，以及理论获得新位置和新用途并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为定位communication跨文化旅行的各要素提供了操作化工具。但萨义德缺少对理论/概念背后权力关系的考察，刘禾的“跨语际实践”（translingual practice）则为审视翻译背后的权力结构提供了理论框架。刘禾认为，“中国现代的思想传统肇始于翻译、改写、挪用以及其他与西方相关的跨语际实践”，历史研究应当“考察新的词语、意义、话语以及表述模式，如何由于主方语言与客方语言的接触/冲突而在主方语言中兴起、流通并获得合法性的过程。”以此观之，communication的汉译不仅是翻译技术问题，也折射出“翻译的历史条件”以及主方和客方语言所处的社会情境。在具体的分析手段上，刘禾强调“政治和意识形态斗争”以及“利益冲突”的重要性，“当概念从客方语言走向主方语言时，意义与其说是发生了‘改变’，不如说是在主方语言的本土环境中发明创造出来的。在这个意义上，翻译不再是远离政治和意识形态斗争或与利益冲突无关的中立事件”。

据此，本文将communication的汉译这一跨语际实践视为“真正的历史事件”。首先，本文借助萨义德“理论旅行”四要素定位其跨文化传播的具体行程；其次，重点分析“传播”在各个社会中获得合法性的过程；在此基础上，发现传播研究进入中文世界背后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斗争”以及“利益冲突”。

从美国到台湾：“传播”在中文世界的立身与正名

1949年后，台湾继承了此前中国社会学和新闻学的发展成果，由施拉姆定调的传播研究也最早于1950年代登陆台湾，台湾学术界成为观察communication汉译演变的切入点。考察1950年代至60年代台湾新闻学和社会学出版物及学科设置，不难发现以下变化：有关communication的研究打破了中国新闻史研究对新闻学的垄断，communication的汉译也在争议中从“交通”转向“传播”。

传播研究的引入与“传播”的立身

1951年6月创刊于台北的《报学》半年刊见证了传播研究进入台湾的完整过程。《报学》沿袭了马星野1947年于南京创办的同名刊物的传统，“以研讨新闻理论、充实新闻实务和书写中国报学史为志业”，在1967年《新闻学研究》创刊前是“台湾唯一供传播学术界与实务界人士发表论文、交流心得的刊物，《报学》的内容将可一窥一九五一年至一九六六年间，台湾早期传播研究面貌。”在《报学》创刊号中，“交通”和“传播”均有出现，前者指代信息的传递交换，例如，《创刊辞》提到：“就新闻采编而言，世界的距离既因交通的发达而缩小，每个角落所发生的新闻都可能与我们有密切关系”。另一篇文章里则同时出现了“交通”和“传播”：

近代科学上对于人类智识之最大的贡献，在发展电信交通，革新和发明，日新月异，使不受空间与时间上的限制。地球似乎已缩得很小，今日在世界某一地点所发生的人物和时事新闻、军事、争论、工商业经济与社会动态，利用有无线电信的传递，须臾之间，即能传播到世界各地，以供报纸的刊载，或供广播电台的广播，得到文化教育和宣传上的价值。

电信交通工程是利用电能来传达文字、语言、图片照相、和人物动态的一种事业。

此处“交通”仍指信息流动，“传播”则与“传递”同义，延续了清末民国“传播”与“传布”“流布”“扩散”等词的对应关系。在1950年代初的《报学》上，“传播”仅零星出现，1955年后，才逐渐成为communication的主流译法。

1955年底，《报学》中第一次出现“大众传播学”一词。时任台湾政治大学新闻系教师、于美国明尼苏达大学获得传播学硕士学位的谢然之撰文《新闻学的发展与新闻教育之改革》，介绍美国新闻学的最新发展——“从社会学及政治经济学撷取有关新闻学的理论，零星建立了一个新的体系，那就是宣传学（propaganda）、舆论学（public opinion）与大众传播学（mass Communication）三者所构成的中心理论”，其中，“大众传播学（mass Communication）所研究的是大众思想交通的媒介（Media）及其传播的影响”，文章的另一处，谢然之还使用了“思想传播媒介物”——“新闻学是社会科学之一部门，应以研究群众心里对一切宣传工具，亦即思想传播媒介物之反响，及其所产生之效果，做科学的分析与研究为主题。”这里的“思想交通”和“思想传播”含义相同，两种译法或折射出他的犹疑。有趣的是，仅一年多后，同样从美国获得传播学硕士学位、于1952年回国任教于复旦大学新闻系的郑北渭将mass communication译作相似的“群众思想交通”。尚无资料证明两人之间是否相互影响，不过由此可以推断，“思想交通”应是1950年代中期较权威的译法。在这篇文章中，谢然之还介绍了拉斯韦尔的5W模式及与之对应的控制分析、内容分析等五方面；在介绍“反响的分析”（effect analysis，即效果分析）时，他提到，“赖石飞博士”（Lazarsfeld）和“梅尔顿博士”（Merton）“专门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研究新闻学。”这或是美国主流传播研究首次出现在中文学术期刊上。

同年8月，“大众传播”也第一次出现在高校课程体系中。1955年8月至次年7月，美国犹他州州立大学教授孔慕思（Carlton Culmsee）在政大新闻研究所担任客座教授，讲授课程“公共关系”“大众传播”与“民意学”。同年，王洪钧由美国留学归来，任教于政大新闻系，也开设“大众传播”课程。此后，作为学科的“大众传播”及以“传播”作修饰词的偏正短语（如“传播工具”“传播工作”等）开始频现于《报学》。

1950年代末，“大众传播”已基本被确立为新闻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王洪钧将新闻学做狭义和广义之分，前者仅指对报刊的研究，后者则包括“所有大众传播活动”；在此基础上，他认为，若必须为这种“包括了社会学、心理学、法律学、政治学、经济学、教育学、文化、艺术以及有关的自然科学”的新闻学下一个定义，“应称之为大众传播学，或科学的新闻学。”类似地，同一时期的胡传厚将新闻事业定义为“公共关系的工具”和“Mass Communication的媒介”，他还以美国高校的院系命名来辨析传播研究和新闻学的关系：美国大学新闻学系的名称不少“都是以新闻学和communication并列”，这显示出“美国新闻教育机构对于新闻学的教学范围，已较前扩大。”

1960年代起，“传播”开始以更加独立的姿态出现。《报学》发表了数篇专门讨论“传播”的论文，如《泛论大众传播》《传播的使用问题》《研究大众传播学——一份书目的提供》等；除理论引介，《报学》也开始登载由台湾学者完成的较规范的量化研究。1967年，作为对“传播事业的发达”的回应，政大新闻系创办学术刊物《新闻学研究》，在随后的1970年代，“加强传播研究”更成为其重要发展战略，时任系主任徐佳士这样总结政大新闻研究所在1970年代的发展：

新闻研究所方面的重大发展是配合世界学术进展趋势，引进事实及量化之研究方法，探讨传播理论与传播问题。研究生论文主题不再局限于历史性的描述与新闻编写或业务之讨论，而扩及于行为科学或社会科学的严谨理论范围。本国之传播问题研究尤其受到鼓励。本校新闻研究所作为亚洲一个传播研究中心的地位已大为加强。

在大众传媒事业和传播研究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台湾高校陆续出现以“传播”命名的系所：1971年，辅仁大学成立“大众传播系”；1988年，政治大学将新闻系、广告系和广播电视系从文理学院中独立出来并组建“传播学院”。“传播”作为学科的合法性基本确立。

围绕communication译法的争议和“传播”的正名

“传播学”被引入的同时，communication的汉译也引发了激烈争论。1950年代以来，“传播”一词逐渐超出“信息单向流动”的含义，也用于表示人际互信、互助和互动。胡传厚等则反对这种用法，他指出：

communication的涵义为“消息、思想与意见的交换”，另一意义为“交通运输”；两者都含有两方面或多方面互相往来的“交互作用”和“共同作用”。Mass Communication即为：广大公众之间消息、思想、意见的交换，译为“大众传播”，不仅易被误解为“片面的传播”，且其涵义亦颇费解。

接着，胡传厚通过辨析communication的词源及其衍生词来强调其所包含的“共通性”含义。他认为，尽管“交通”“容易和海、陆、空的交通相混淆”，但“大众交通”仍是mass communication最准确的译法，甚至“大众联系”也优于“大众传播”。他呼吁，“新闻界同仁和新闻学者共同研究，确定一个最恰当的译名，提经编辑人协会通过后，共同遵用”。

1968年，胡传厚更是专门撰文《大众传播译名的商榷》，指出“大众传播”消解了communication所包含的“有来有往的‘双程交通’”的含义。他从传播的构成要素出发，建议将mass communication翻译为“大众通讯”，因为“通讯”不仅包含了communication的三个基本要素（发讯者、讯息、收讯者）及其“交互性、共同性和共通性的功能”，“讯”还直接对应message，囊括了communication的各种讯号和方式。然而，胡传厚的倡导并未得到学界和业界的认可；但他也不屈从于主流的“传播”，坚持在相关论文、译文和教材中直接使用英文原文。

同一时期，朱传誉以北宋的史料说明，尽管“‘传播’一词已经流行了一千多年”，“见于明清史料的也不少”，但从词义上看，“传播”是一种“单轨行为”，“有来也有往，则叫‘交通’”；因此，他认为mass communication“应属双轨的‘交通’，而非单轨的‘传播’”。

最终，对“传播”的质疑在“大家习用”的力量前销声匿迹。1966年，时任《中央日报》副总编辑、政大新闻系兼任教授的徐佳士出版了第一本系统论述传播理论的中文教科书《大众传播理论》。该书以“5W理论”和“四大祖师”为基础，介绍了传播的程序、结构与功能、阅听人、传播通路以及大众传播的效果研究，并为“传播”一词盖棺定论。在“导论”的“别被名词所惑”一节中，徐佳士辨析了communication的几种译法：“传播”只是意指一种单方面的行为；“交通”和“通讯”尽管包含“通”的含义，“但是由于使用多年的结果，意义变得并不与communication完全吻合，它们的含义似乎比communication狭小得多”，前者令人想到车、船和飞机，后者则用来意指电话、电报等电讯事业，两词的含义被“冻结”了；“传讯”一词尽管没有传统含义，但也“不能显示出‘互通’的意义”。基于此，徐佳士提出，既然这些译法“都并非十全十美，我们就不必放弃大家习用的一个名词，而改用一个也有缺点的新词。”教科书“是学科知识传承和学科认同塑造的主要媒介”，《大众传播理论》正式确立了“传播”的合法性，成为传播学在中文世界的里程碑。据臧国仁教授回忆，1972年，他作为政大新闻系本科生修读了徐佳士的“大众传播”课程，就是以该书为教材，“其时将communication译作传播并无任何窒碍。”

教科书出版的次年，徐佳士辞去《中央日报》副总编辑，在政大新闻系一心从事教学科研工作，先后担任新闻系系主任和新闻研究所所长，并领衔开展“台湾地区民众传播行为研究”等项目，使得“传播”在学界和全社会的可见度大大提升。尽管如此，零星的质疑声音在随后二十余年中仍不时出现。

台湾社会学和日常使用中communication的译法变迁

厘清了“传播”在新闻学的落地生根，一个新的疑问浮出水面：社会学中有关“交通”的研究哪儿去了？

台湾地区最早的社会学系——台湾大学社会学系——创建于1960年，此后十年见证社会学中“交通”的退场和“传播”的出现。1962年，台大社会学系教师朱岑楼翻译出版了美国社会学家柯尼格（Samuel Koenig）的《社会学》，该书第十六章“团体行为”中“宣传”和“大众传讯”两小节均为传播学经典内容：前者介绍了“宣传的七种技巧”，后者则介绍了由“大众传讯工具”的发展及民意测验研究的进步，并引用“赖萨斐”（Lazarsfeld）和“墨顿”（Merton）的观点反思了当时的商业媒体，其中，communication被译作“传讯”和“沟通”。在朱岑楼1965年的另一本社会学译著中，communication用于人际交往时被译为“交通”，如“在基本关系中，交通的范围和方式，均少有限制”；与大众媒介相关时则译作“传播”，例如“新兴国家之大众传播”。1966年，龙冠海出版了台湾第一部本土教材《社会学》，该书延续了1949年以前中国社会学对芝加哥学派的强调，将“交通（包括意见的形成、表达及变迁）”作为“基本的社会过程”加以介绍，其中，“交通”和“互动”二词可相互替换，如“（有关系的团体）之间交通或互动愈少，它们愈有发生冲突的倾向。”而此后的社会学教材中，“交通”逐渐被“互动”取代，“大众传播”则更频繁地出现在有关媒体的章节中。总体而言，communication单独使用时被译为“交通”“沟通”等，在mass communication词组中，则被译作“大众传播”。

1960年代，“传播”也成为日常生活用语。1963年，聂寅在《传播的使用问题》中写道，“‘传播’这两个字，这几年来，应该说得上是‘家喻户晓’的新名词”，并从个体发展、社会交往和政治制度三方面阐释“传播”的含义。此外，“传播”的普及还体现在当时的英汉词典中。在1960年代的数本英汉词典中，communication被解释为以下含义：1.交通、通信、意见交换（口头的或书面的）；2.消息、信息、情报；3.交通工具、联络方法。而在1977年出版的《远东英汉大词典》中，communication的含义除上述内容，还增加了对mass communication的解释：“群意交通、大众传播（学）”。

1960年代台湾大众传媒产业的发展，使得单向的“传播”成为communication的主要译法，也造成研究主体从着眼于人际交往和社区的社会学转向以媒体机构和信息扩散为主题的新闻学。然而，译名和学科范式的转换并不完全是学界自主自发的行为，政治向来与新闻传播学有密切的联系。

冷战与美援：政治版图下的传播研究输入

1949年后，台湾新闻学的发展根植于当时紧张的两岸关系和冷战格局中。“为配合国策及培养高级通才”、开展国内外宣传以及强化国民党威权统治的正当性，国民党初建于1927年的中央政治学校于1954年在台湾复校（“政治大学”），“与政治及文化宣传有关”的新闻、教育、政治和外交成为复校后最早设立研究院的四大专业。复建之初，曾虚白任政大新闻系主任，1956年由谢然之继任。两人任系主任期间，均同时在国民党政府担任文化宣传方面的要职，“具备充分的政治资本（政党关系）与文化资本（官方的宣传表现）” 。在曾虚白看来，复建的新闻系所要实现以下目标：“配合国情，以本国新闻沿革、文化背景为研究对象”，促进新闻事业发展；“由新闻范畴扩展而入各种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之领域，势必配合国外新闻学之发展进行研究。”传播研究的引进正是第二项目标的体现。

在国民党的亲美政策下，政大新闻系所与美国高校建立了密切联系。1954年至1969年间，来自美国犹他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四所高校的七位新闻传播学教授赴政大讲学，内容涵盖了公共关系、大众传播等理论课程及新闻写作、评论写作等实务课程。与台湾“配合国外新闻学之发展”的目标相对应，美国政府亦高度支持这样的“学术交流”。曾虚白回忆，“这些来台的美国学者，是由亚洲基金会支付薪水（每月美金1千元），并由政大供给房屋一栋，佣人一名”。亚洲基金会（The Asian Foundation）是美国国务院特别成立的半官方组织，旨在给予亚洲国家文化、教育方面的援助，从事反共宣传。在当时的美国，以实证主义和行为主义为基础、以“心理战”为起点、能够为美国的内外政策提供建议和合法性的传播研究占据主导地位。受到政府和亚洲基金会等半官方组织的支持，这类传播研究被作为美国“独特而有力的武器”向其他国家和地区推广，以防止“赤祸”横流到“自由地区”。

此外，在台湾传播研究早期发展中扮演关键角色的年轻学者也多由国民党教育系统培养、于美国深造以及在官方媒体任职，同时拥有政治、文化和学术资本。上文提到的王洪钧和徐佳士均毕业于南京中央政治学校新闻系，也都曾任职于国民党党报《中央日报》；随后，二人分别于密苏里大学和明尼苏达大学获得硕士学位。总地来说，台湾传播学研究“接枝于五零年代到六零年代美国实证主义、行为科学的传播研究传统，加上经济、学术上长期依赖美国，使得台湾传播学界长期以来只知有美国的现象日益深化。”

1949年后，台湾社会学的发展也经历了类似过程。1950年代初期，台湾的社会学面对着两股不同的传统：1949年以前在大陆发展的社会学和1949年后美国的实证主义社会学。以“社会调查、社区研究”为主的前者并非主导力量，因为开创该传统的主流社会学家（如孙本文、吴文藻、费孝通等）均未迁台，仅龙冠海等四位受过正规学术训练的社会学者来台；而此前大陆社会学的教材也未获国民党政府信任，被禁止进入台湾高校。补充这一空白的正是来自美国的援助，台大社会学系于1960年在亚洲基金会的赞助下成立，此后台湾社会学的发展，无论经费、人员、教材还是研究取向，均深受美国影响。

1949年后，台湾的高等教育和学术发展高度依赖美援，而恰恰在这段时间，美国社会学“抛弃”了大众传播研究，后者转而在新闻学院登堂入室。这一转变直接影响了台湾的学术版图，也致使新闻学采纳的“传播”取代了社会学的“交通”。

从台湾到香港：“传”的本土化开端

如果说台湾是传播研究在中文世界的登陆点，香港则是重要的中转站——正如其在国际航运和外交中的角色一样。1965年和1968年，香港中文大学新亚学院和香港浸会书院分别建立新闻系和传理系（Department of Communication），美国高校的支援在两所新闻院校的早期发展中均扮演了关键角色。以中文大学为例，来自美国哥大新闻学院的华人学者喻德基（Frederick Yu）和来自南伊利诺伊大学新闻学院的克雷顿（Charles Clayton）都参与了新闻系的课程规划（二人也都于1960年代在政大新闻系担任客座教授）；随后，毕业于密苏里大学的魏大公（Michael Wei）成为系主任；1970年代，留学美国的朱立、皇甫河旺、李金铨等被先后聘入中文大学；1974年，师从施拉姆的余也鲁从浸会调入中大，出任新闻传播系系主任，将该系课程由两年制转为四年制；1977年，余也鲁邀请施拉姆来港，指导创立了传播哲学硕士课程，“为日后储备本土的教研人才。”

“传”“传理”“传学”“传通”：communication的翻译困境

无论是在香港的传播研究，还是日后传播学在内地的推广以及不同地区的交流合作中，余也鲁都扮演了关键角色。余也鲁与徐佳士是南京时期政大新闻系13期的同学，1947年毕业后同样任职于《中央日报》，并于1949年迁台后一同兼任台北美国新闻处编译员。1950年初，余也鲁被调往香港的美新处，并在港落地生根。1964年，余也鲁偶然读到施拉姆著作，随后给施拉姆写信表达学习传播学的意愿，以及“很想将此新科目介绍给中国和亚洲”。彼时任教于斯坦福大学的施拉姆立即回信，欢迎余前来留学，并允诺提供足够缴付学费的奖学金。随后，余也鲁从亚洲基金会获得了旅费和生活费资助，于当年7月赴美深造。

1966年，余也鲁取得硕士学位后回港，被中文大学聘为兼职教师，讲授“杂志编辑”；同时，他也被浸会学院聘为高级讲师，创设了四年制的传理系。“传理”一词反映了余也鲁对communication的理解，他最早于1965年的《杂志编辑学》“大胆地用出了‘传理学’”：

近年来，传理学（science of human communication）逐渐从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甚至报学等学科中分离出来，成为一种以研究“who says what, to whom, in which channel, with what effect”(谁经由什么途径对人家说了些什么，有什么效果？)为目标的独立专门学科。

余也鲁这样解释为何以“传理学”替代“传播学”：“（传播学）似乎只有传出而不包括传回。而本科的研究对象却包括来回往返的传，及其相互作用与影响，因此模仿心理学、物理学，把它译为‘传理学’；但以对外传递观念、消息等为任务的报纸、杂志、广播等，仍可名为传播工具。”

1977年，余也鲁将施拉姆著作Men,Messages,and Media: A Look at Human Communication译作中文《传学概论——传媒·信息与人》出版。在“译述者的话”中，余也鲁再次谈到communication的翻译问题，他首先介绍了徐佳士对几种译法的辨析，接着指出，两人经讨论决定以“传学”代替“传播学”：

十年来，由于我们两个人都从事传播研究与教育，觉得应该有个比较妥当的译名，来称呼这门科际性的学问领域（an interdisciplinary field of study），来代表这一门逐渐走向独立研究的新学科。

经过好几次的讨论，我们同意仿哲学、数学、光学立名的方式，采用一个新词“传学”，直捷了当指出这是研究人类传的行为的科学。这里头有传的假设与理论的探究，也有传的实际的问题与方法的研究；包括了对人际的传的行为和对传播媒介的讨论。文化的传、社会的传、经济或政治的传的研究都可以概括。

此外，余也鲁将“传通”作为communication的日常表达，因为“中文的习惯，在许多地方有用双词的需要”。他乐观地指出，“初看、初读、初用，可能不大顺眼；但我相信，它会像许多别的新词一样，慢慢上口，成为表达传学新意义的一个词。”

尽管港台的领衔学者都认可了“传”“传学”“传通”等新译法，但“传播”以及传播研究在台湾已有超过二十年的历史，以新词替换并非易事。

“中国传”：港台学者传播学本土化的初步探索

1970年代后半期，传播研究的引介工作基本完成，本土化成为当务之急。在余也鲁和徐佳士的倡导下，港台学者开始在“传”的框架下探索传播学的中国化。

1976年，余也鲁通过徐佳士邀请政大新闻系教师朱传誉前往中大传播研究中心任教，但由于“该中心研究所尚属草创，无任何资料”，朱传誉建议从整理中国传播学研究资料着手，开展“中国传播学论著及数据索引编纂计划”。该计划由中大传播研究中心出资，余也鲁担任总主持人，朱传誉则以“客座研究员”身份从事实际编纂工作，试图以AMIC分类表为基础，“搜集一八〇〇年迄今中外人士在华所进行之传播活动及论著编制为附注之索引”。然而，由于中大对计划绩效不满，朱传誉请辞研究员，使得“这一筹备经年的编纂计划，竟在实际进行了几个月以后宣告流产。”

尽管如此，两地学者并未放弃共同发展传播学的努力。1977年，为方便国外研究者了解中文研究概况，朱谦、徐佳士、漆敬尧、余也鲁合编了一本台港传播论文的英文摘要合集。1978年，在施拉姆“发掘中国文化中的传播学遗产”的倡议以及余也鲁和徐佳士的推动下，中大和政大先后召开“中国文化与传统中‘传’的理论与实践”研讨会，余也鲁认为，“传的艺术已深潜中华文化中，流漾在中国人的血液里，只差作系统性的与科学性的发掘与整合。现在该是开始的时候了。”港台的三十余位新闻传播学、社会学、人类学、文学等学者参会，找出了“12个探索的入口”。两次会议标志着传播学进入中文世界二十余年后，明确的“中国化”诉求被正式提出，这也给“传”增添了更多本土化色彩。

从香港到内地：“传播”旅行的最后一站

在港台学者共议本土化的1978年，传播研究也在文革结束后重回内地（大陆）。此前，内地学界已经零星接触到“传播”：1950年代，有旅美经历的郑北渭、张隆栋分别将mass communication译为 “群众（思想）交通”和“公众通讯”，批判地介绍美国传播研究；1971年12月至1972年1月，加拿大学者斯迈司（Dallas W. Smythe）访华时向北大校长周培源赠送自己的论文Mass Communication and Culture Revolution: The Experience of China的打字稿，周培源将打字稿转赠北大图书馆时在附言中将mass communication译作“大规模交通”。1978年，communication正式通过多种渠道重返内地：出现在复旦大学新闻系的学术刊物上，以及日本新闻学教授内川芳美的访华演讲中。在随后系统引入的过程中，则出现了“通讯”“传播”“传通”等多种汉译。

内引和外送：“传播”在中国大陆的立身与正名

复旦大学新闻系在重新引介传播研究中扮演了关键角色。1978年7月，复旦新闻系出版的《外国新闻事业资料》第一期刊出了郑北渭翻译的两篇文章《公共传播工具概论》和《美国资产阶级新闻学：公共传播》。郑北渭以“公共传播”替换了二十余年前“群众思想交通”的译法，并介绍了“公共传播”的定义、意义、类型等内容。同年11月的第二期则刊登了复旦新闻系陈韵昭的译作《公共传播的研究》。

1980年秋，陈韵昭在全国首开介绍传播学的选修课“西方新闻学介绍”。随后，她将授课内容（共七篇文章）先后发表在《新闻大学》前八期（1981-1984年）“传学讲座”栏目中。陈韵昭采纳了“传”的译法，在第一篇《传学浅谈》中作如下解释：“传的原文是communication”，“是一种递送信息的行为”；她还辨析了“传”和“传播”的差异：“传”对应于communication，面对面地发生于个人与个人之间以及个人与大、小群体之间；“传播”则对应于mass communication，“也有人把它译作‘大众传播’或‘公众通讯’”，指“通过印刷传媒（书、报、杂志）或电子传媒（广播、电视），面对千万受众所进行的传播活动”；二者“有其不同的传通路线,在运用符号上有所区别,在复制、保存信息,吸收回馈方面也各有长短。”但在行文中，陈韵昭似乎并未严格区分，“传播”有时也被用来指称人际或群体间的交往。

在另一新闻学重镇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张隆栋也开始了传播学的引介工作。1979年至1980年，张隆栋在刚复刊的《国际新闻界》上发表了美国学者希伯特的论文译文《公众通讯的过程、制度和效果》。张隆栋延续1960年代的译法，将mass communication译作“公众通讯”，并相应地使用“自我通讯”“个人间通讯”等指代其他传播类型；在“译者注”中，他提到，mass communication也被翻译为“公众传播”“公众宣传”“公众交流”等。1979年，《国际新闻界》刊登的多篇赫伯特·席勒的译文也将communication译作“通讯”。

1982年左右，communication的汉译逐渐被统一为“传播”。从时间上看，这一变化或与内地（大陆）同港台、西方学界的互动有关。1978年，日本东京大学教授内川芳美在讲座中用汉字“公共传播”“大量传播”来解释mass communication。1979年，两位来自台湾、在美国大学任教的华人学者祝基滢（时任加州州立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主任）和朱谦（时任夏威夷东西方中心传播研究所研究员）分别访问人大新闻系和复旦新闻系，前者介绍美国新闻学教育的状况时提到“美国新闻学已发展为‘大众传播学’”，朱谦则提出与复旦新闻系在传播学项目研究方面进行合作。

在海外学人来访中，最具影响力的莫过于1982年施拉姆和余也鲁的“破冰之旅”。在余也鲁的讲座翻译中，除指称学科时被译作“传学”，communication在其他情况下均被译为“传播”。1980年代任职于中国社科院新闻所的刘力群认为，“在余也鲁携同施拉姆访华并广为赠送他们师徒的合作物《传学概论》后，‘传播学’的叫法就在我国几个最主要的新闻研究和教学机构中固定下来，并逐渐扩展到全国。”事实上，《传学概论》至少在刚出版后的1978年就已进入内地。陈韵昭回忆，她于1978年前往“海外图书收藏丰富的暨南大学新闻系学习一个学期”，在这里，她阅读了大量港台传播学译著，“尤其受余也鲁和郑贞铭两位学者著作影响最深”，而陈韵昭的传学讲座正是以《传学概论》为蓝本展开。到了1979年，广州、上海、北京等地的更多单位开始研究《传学概论》的内容。

在“传播”于中国大陆立身和正名的过程中，作为“党和政府在该领域首选的‘智囊团’和‘思想库’”，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特别是其世界新闻研究室——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世界新闻研究室主任张黎在协助接待了施拉姆和余也鲁后，“预见到传播学研究的广阔前景，从此热衷于传播学的引进和本土化研究”。1982年11月，世界新闻研究室发起了第一次西方传播学座谈会（“第一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来自全国17家新闻研究、教学、实践单位的约30位学者、教师和新闻从业者参会。会上，张黎提出讨论传播学的译名问题，翻译家、新华社国际部译审洪允息认为，“communication有两个意思，作为过程来翻译是‘传播’，作为学问来翻是‘传播学’，现在已经习惯了，也约定俗成了”，并建议“先采用港台的现成用法，以后再改变。”次年，世界新闻研究室出版了“大陆研究者自己编撰的第一部有关传播学著作”《传播学（简介）》，其中，张黎再次提到翻译的问题，特别是余也鲁的译法，“余氏的这些译法，是否完全符合中国人的语言习惯，我们是否应该全部或部分地加以采纳，是需要有关研究人员和翻译工作者进一步研讨的问题。”该书确认了“传播”一词在大陆的主导地位，正如后来学者所说，“《传播学（简介）》出版，正式把‘传播学’一词推向了学界。”同在1983年，厦门大学在余也鲁等的助力下创立了“新闻传播系”，这是大陆第一个以“传播”命名的系别，成为“我国新闻传播学科建立和命名的一个基础。”

1984年7月，明安香在《读书》上撰文《漫话西方的信息传播学》，向整个人文社科领域发出了传播研究的声音。作为汉译和学科的“传播”的合法性基本奠定。

“传”务求“通”：短暂的译名争议

与在台湾的情形相似，尽管“传播”的合法性已在教科书和学科命名中被确认，但关于译法的争议并未消失，“传播”不具备“通”的含义是争议的焦点。

1986年，居延安指出，“也许communication本不该译作‘传播’，……作为一个变通或弥补的方法，人们又开始借用社会学中的‘沟通’译法”，他建议在不同场景中将communication分别译作“沟通”“通信”“交流”“传播”等。1987年，当时唯一的全国性新闻学术刊物《新闻学刊》发表了颜建军的文章《关于建立中国沟通学的构想》，他建议“以西方传播学的合理内核为框架，以中国传统的传播方式、习惯等等为内容，全面探索传播在中国文化背景下的规律”，从而建立“中国沟通学”，他解释，之所以使用“沟通”而非“传播”，是因为传播容易引起“传而不通”，而“沟通”所体现的是“双方平等的传播、对话，体现民主主义的精神，人们思想上更容易理解，心理上更感觉和谐。”1988年，刘力群在论文《论我国传播学研究之得失及新的突破》中总结了传播学在大陆的十年历程：首先，他回顾了communication被确定为“传播”的过程，并引用徐佳士、胡传厚和漆敬尧的著作指出，“传播”是错译，“沟通”才更准确，而这一错译“是我们最大的失当之处，起点上的偏向和误差，使后来的研究在理论上、观念上、实践上受到极大的局限”；最后，他呼吁“突破‘传播’的观念，树立‘沟通’的观念”，为的是摆脱美国传播学的牵制，“以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为指导，”“总结我国民族文化中关于沟通的丰富遗产，借鉴西方对沟通和沟通中的传播过程的研究”，最终“创立中国式的沟通科学”。

“沟通”对双向互动的强调还体现在当时被倡导的另一译法“传通”。“传通”最初由余也鲁提出，不少内地学者受其影响而采纳该词，如陈韵昭于1982年发表论文《“传”务求“通”》。最早在内地开展受众调查的社科院新闻所研究员陈崇山也认为，“（传通）这个复合词既突出了‘传’这个中心词，又表达出交流、交换、沟通的意思，”并坚持在所有学术写作中使用“传通”。1988年，《光明日报》的新闻评论中也出现了“信息传通”“传通学”等表述。1995年前后，孙旭培在发起“华夏传播研究”时同余也鲁探讨communication的翻译问题，他认为，《后汉书》中就出现过的“传通”比“传播”更符合本意，但“词汇在使用上不可能都十分理性，很多情况下是约定俗成。所以我在给《华夏传播论》起书名时，用了传播一词，余教授也不持异议。”在跨文化交流等领域，一些学者受到余也鲁的影响，也倾向于使用“传通”，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则出现了“跨文化传通”“跨文化交流”“跨文化交际”等不同译法。

关于译名的争议很大程度上源于传播研究的“本土化”焦虑，特别是对美国传播研究范式的反思。刘力群这样总结和反思：“海外华人学者将communication译作‘传播’，是受美国研究模式影响的结果。美国对communication的研究之始，是以单向传播的劝服效果为目标的。在这种模式的影响下，海外学者在接触这门学科之始就用了‘传播’这个译名。”

美国东西方中心：传播研究“西学东渐”的重要通道

在以往的文献中，西方学者和华人学者来访等基于个人的行动被建构成大陆传播学科史中的重要“神话”，这遮蔽了美国研究和教育机构的行动和功能。在1980年代早期我国与西方（主要是美国）的学术交流中，美国东西方中心的传播研究所发挥了关键作用。

设立于夏威夷的东西方中心（East-West Center）是美国国会于 1960 年批准成立的国际性教育和研究组织，通过组织亚太国家政府部门、民间组织和智囊机构等开展合作交流，加强美国与亚太地区的关系，是美国的智库机构，或如李金铨所言，是“推销美国制度和生活方式的‘软实力’”。1970年，中心设置传播研究所（Communication Institution），前美国农业部信息主管莱尔·韦伯斯特（Lyle Webster）被聘为首任所长。1973年，施拉姆从斯坦福大学退休，全职出任传播研究所所长。当时，施拉姆的主要研究兴趣为“传播媒介与国家发展”，担任所长后，研究所的重心也转向“传播媒介与第三世界社会发展”，开展了大量有关中国问题的研究，并聘用了喻德基、余也鲁、朱谦、朱立等华人学者；上文提到的港台学者于1977年合编的传播论文英文摘要合集也是由东西方中心赞助；另外，中心还向亚洲国家开放了包含奖学金的硕士项目，李金铨等学者就是通过考取该奖学金开启学术之旅。

1978年后，东西方中心对华人传播研究的影响从港台扩散到内地（大陆）。1979年，朱谦代表研究所访问复旦新闻系，就“文化变迁”课题搭建起复旦和东西方中心的合作，“并先后为新闻系的十多位中青年教师踏出国门学习交流创造机会、提供资助”；随后，复旦新闻系于1985年仿照东西方中心传播研究所成立了跨学科的文化与传播研究中心，在国内首开传播学跨学科研究的先河。除复旦新闻系外，社科院新闻所也与东西方中心建立了密切联系。1980年1月，时任新闻所所长、同时任《人民日报》副总编的安岗赴夏威夷参加东西方中心举办的亚太地区国际政治和大众传播学术讨论会，并在会上结识余也鲁和施拉姆，直接促成了1982年施拉姆的“破冰之旅”。

东西方中心传播研究所除与中国大陆的高校、研究机构合作，双方还在外交、记者培训等领域建立了联系，这或与中心在1980年代迎来首位华人主席有关，香港学者李浩（Victor H. Li）于1981年至1990年间担任中心主席，高度重视发展同中国的关系。

结语：communication汉译与全球化背景下的知识流动

全球化时代，学术观念和理论也如同资本、商品和劳动力一般进行着跨文化和跨国界的流动。本文检视了communication的译名变迁，梳理了传播研究进入中文世界的路线图，以萨义德理论旅行四步骤论和刘禾“跨语际实践”的理论框架来看，在源点上，20世纪40至50年代，受到战争宣传、政治选举和健康传播等行政研究以及传播技术发展的影响，美国有关communication的研究本身就从以社区为基础的“交通”转向了线性的信息“传播”。从传播路径上看，冷战中政治阵营间的对峙和阵营内的文化学术交往，连同美国政府和学界有意识的学术营销，共同造成了传播研究从美国到台湾和香港的旅行；台港学界的欣然接受，一方面反映了二战后美国同其阵营内的其他成员形成的“中心——边缘”格局，也折射出政治场域和学术场域的同构：采纳“传播”意味着抛弃先前新闻学研究以中国新闻史为主的范式，转向更加“现代”“科学”的实证研究，从“中国研究”走向“本土研究”，从而更好地服务于迁台后的国民党政府。而对大陆（内地）而言，先发的台港学界扮演了 “把关者”和“中转站”的角色，台港学者确定下来的中文译名基本被全盘接受；在文革后改革开放的氛围中和国家智库机构的推动下，新闻学者通过引进传播学的概念理论与科学方法，使“communication”成为一种促进社会变革的思想力量和现代化标志。

总体而言，无论是美国传播研究的输出还是台湾、香港和大陆（内地）对传播研究的接收，具有官方或半官方性质的机构和个人都扮演了关键角色，知识生产始终在政治力量的影响下进行。如今，“传播”已无可争议，然而日新月异的技术发展和变幻莫测的国际政治格局会否给这一饱受争议的名词带来新的含义，还有待观察和讨论。

原文发表于《新闻与传播研究》2019年第9期，转自：传媒文化评论公众号

引用格式：黄雅兰. 以communication的汉译看传播研究在中文世界的知识旅行[J].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19, 26(9): 57-74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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