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牺牲的战士遗体怎么办(贵州一位瓦工写信给上将杨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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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的一天,一位中年人在看报纸时,因为在上面看到杨勇司令和苏振华政委十分激动。他眼眶一热,迫不及待地看着报纸里面的内容。看完报纸后的他,心里久久不能平静。
再三考量后,这位中年人给时任贵州省军区司令员的杨勇和政委苏振华写了一封求助信,信中内容十分简短,他写道:“我虽然身体残废了,但总能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希望组织上可以考虑分配他的工作。”
没过多久后,这位中年人就收到回信。他心情复杂地打开了回信,信中只说“没想到你孔宪权还活在人间。”他一时泪流满眶,记忆排山倒海般袭来。
这个写信的中年人就是孔宪权,在长征途中,被黄克诚等老一辈的领导人称为“打不死的程咬金”。和部队失去了联系后,他曾做过泥瓦匠,也当过卖货郎,被当地人称为“活着的红军菩萨。”经过十五载的辗转,组织上会答应他的要求吗?
1911年2月,湖南浏阳的一个贫苦农民家里,传出一阵婴儿的啼哭声。那个刚出生的小孩,就是孔宪权。
由于家境贫寒,穷得连裤子都穿不起。孔宪权看彭德怀的兵,一个个肚皮都吃得鼓鼓的。于是,孔宪权进入了彭德怀的部队中,他还担任过彭德怀的传令排长。
孔宪权虽然没怎么读过书,但是,在战场上,他非常机智勇敢,多次出生入死,一次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从军还不到一年,孔宪权便立了一件大功!
那是1930年12月底发生的事儿。
当时,蒋介石刚刚结束和冯玉祥、阎锡山的军阀混战,便立即拼凑了杂牌军8个师,约10万人,将兵力分为左、右、中三路,向江西苏区进行第一次“围剿”。
在毛主席等人的领导下,我军从四面八方将敌军第18师主力团团围住,参军没多久的孔宪权表现得格外英勇,竟然和战士们一起活捉了第18师的师长张辉瓒。
张辉瓒
这是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战争中的第一仗,也是孔宪权最骄傲的一场战斗。
多年后,孔宪权一提起此事,眼睛里依然光芒四射。
1932年,经黄克诚介绍,孔宪权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党员后,孔宪权仍然时刻不忘锻炼自己的杀敌本领,黄克诚等人更是称其为“打不死的程咬金”。
如果按照正常发展的话,孔宪权的成就应该不会低于杨勇,但是,世事无常,1935年的一次战斗,彻底改变了孔宪权的人生。
1935年2月上旬,由于川军和蒋介石的频频阻挠,使得红军北渡长江的计划被中断。紧接着,红军在扎西召开紧急会议,会议上毛泽东认为红军可以反其道而行之,先放弃北渡长江的计划,中央决定迎面痛击敌军,从云南扎西向东进军,二渡赤水,和敌军展开厮杀,后来称这场战役为桐遵战役。
在战役爆发之前,孔宪权作为十二团作战参谋已经领兵在附近抓住了几名敌军眼线,从他们嘴里套取了情报,为我军获取了娄关山的敌情部署。
我军在取得了桐遵战役胜利之后,顺利占领了遵义,而国民党军溃不成军,贼心不死的王家烈又命人在娄关山一带设立据点,我军在短暂地休整过后,为了确保遵义会议能如期开始,中央军委决定率军夺取娄山关,红军战士们没有辜负组织的信任,他们在山间奋勇冲锋杀敌,以自己血肉身躯为长梯,攻占了娄山关,其战况之惨烈,让所有人为之动容。
毛主席曾在娄山关上,写出了最悲壮的诗作《忆秦娥·娄山关》:
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孔宪权所在的部队,正是攻打娄山关的主力部队。
娄山关就跟它的名字一样,海拔1576米,峭壁绝立,素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称,属于兵家必争之地,是一块难啃的硬骨头。
娄山关对于当时的红军来说,有着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因此再怎么难打,也必须要主动出击,全力以赴!
1935年2月25日,娄山关战斗打响。次日,孔宪权带领突击队攻打娄山关南侧的敌人指挥所。突击队顶着敌人的火力一步步逼近敌营,眼看就要攻入敌人的指挥所。
不料,这时敌人的援军突然赶到。敌人发现红军突击队人数不多,于是决定用人海战术包围整个突击队。孔宪权冷静分析局势,他指挥战士们由进攻转为防守。
他们躲进敌人之前在公路上挖的战壕里,利用大树等物体进行掩蔽。孔宪权在战壕左侧指挥战斗。他的坚定与不畏强敌深深感染到了身边的战士们。突击队的通讯员端起冲锋枪,对准敌人就是一顿疯狂的扫射。
在突击队的坚固防守下,为数众多的敌人愣是无法向前推进。敌人依仗着弹药充足的优势,对突击队进行轮番进攻。而我方战士的弹药很快见底,一个个红军战士倒在血泊中。
看到战士们牺牲,孔宪权的内心悲痛万分。他抄起手枪向敌人猛烈射击。突然,他感到身体重心失衡,整个身子不受控制地向右倾斜,摔倒在了地上。
原来,他的左腿早已被敌人的机枪打中,胯骨连中6颗子弹。
他强忍着剧痛,趴在水沟里,继续用他的那把10响“连珠匣枪”向敌人射击,又打倒了几个敌人。
就在孔宪权弹尽粮绝的危急关头,二营的邓克明营长带领部队赶到了,他一面指挥部队战斗,一面命令担架队将负伤的孔宪权抬下阵地去包扎治疗。
随后,担架队员将孔宪权一路抬到了位于遵义老城内的天主教堂。这里是红军部队的临时医疗所,在孔宪权被抬进来的时候,这里已经挤满了伤员。
当时,时任红三军团第十三团总支书记、弱冠之年的胡耀邦与他的宣传队,原本要进入遵义城维护秩序的,结果却遭到了敌机的轰炸和扫射,其中一块弹片击中了他的右臀部,也被送进了这座天主教堂接受治疗。
随后,医生为孔宪权的左腿中去除了几块被打碎的骨头,伤情暂时稳定了下来。
孔宪权住院期间非常地“不安分”,因为他急切希望出去与敌人战斗。
以致于后来胡耀邦在接受美国著名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的采访时,还说到:“孔宪权害得我们一晚上睡不着。他一直喊杀!杀!杀!这是红军战士向敌人发起冲锋时喊的口号。”
由于就医及时,孔宪权暂时捡回来了一条命,但是身上的伤势还是很严重,无法再继续跟随部队长征。
1935年3月29日,孔宪权随红五军团和中央军委三局到达贵州省毕节地区黔西县岚头街上。因他的胯骨被打碎了,伤口一直不能愈合,红军不得不将他留下来在当地财主宋少前家养伤,但再次让他享受了团以上伤病员的待遇:为他留下了300多块银元的生活费和所需药品的单子,并留下一位医生为他治伤,留下一位叫龙仕文的红军通讯员护理孔宪权。同时,红军还给医生和龙仕文留下了一些银元作生活费和药费。在当时,普通红军伤员留下来一般只发10至15块银元。把孔宪权送到宋财主家的红军战士,还将宋财主的一间房子拍了照,对宋财主说:“你要负责这个人的安全,把他保护好,我们会感谢你的;如有差错,唯你是问。别忘了,我们有照片,我们会回来检查你的。”那个收留孔宪权的宋财主对红军很有好感,因为他觉得红旗是交好运的兆头,便精心将孔宪权保护起来。
待到孔宪权痊愈之后,时间已过去了一年,而他因重伤也落下了左腿残疾的疾患,病愈的他已远不如当年那般英武强壮。他的身体素质已然不能支撑高强度的战斗工作再加上时间跨度太长,他和组织已完全失去了联系根本无法归队。他思考再三,决定离开当地前往遵义,想着在那里可能会遇到往来的大部队。
结果抗战爆发,红军各部进行了大改编,他找遍了周边县市,也没能和部队联系上,只得流落乡间。期间,左脚短了近10厘米的孔宪权当过卖货郎,做过泥瓦匠,靠着打零工艰难维持生计,并不断打探着老部队的讯息,却始终没有结果。
因为暂时找不到部队,孔宪权就暂时在当地住下了,这一住就是十几年。
有段时间,孔宪权找到了个泥瓦匠的活,渐渐地,大家都习惯叫他“跛子瓦匠”。后来不知道是从哪传出来的消息,百姓们得知了孔宪权是一位红军,并称其为“活着的红军菩萨”。
身份曝光后,不少百姓上门求助,把孔宪权穿过的衣服和草鞋要走。一开始,孔宪权百思不得其解,只以为是贫苦人家向自己求救。虽然他自己的生活也仅仅是吃得上饭,但他还是尽可能地去帮别人的忙。
随着来要东西的人越来越多,孔宪权明白过来,百姓要走他穿过的衣物鞋子,是为了烧成灰烬吞服,这些百姓似乎以为这样能让疾病自愈。
得知真相的孔宪权哭笑不得,本就生活拮据的他有苦难言,和百姓们解释了很多次“这样不治病”,但没有人听。
善良的本性让孔宪权无法拒绝百姓们的请求,导致他家里的东西基本上被拿光了。随着时光推移,新中国成立了,人民解放了,家徒四壁的孔宪权意识到,现在这个地方他是住不下去了。
就在这时,孔宪权看到了报纸上的老战友,于是就有了开头写信的那一幕。
很快,信被送到了杨勇的手中,当看到写信人是孔宪权的时候,潮水般的记忆瞬间在他的脑海中翻涌。原来曾经那个“打不死的程咬金”还一直在等待着部队回来。
于是,杨勇司令很快就将这一情况向上级汇报。最终上级领导在得知孔宪权的突出贡献之后,决定任命他为第七区的副区长,并恢复了他的党籍。
能够重新的为国家和人民服务,孔宪权感到了万分的光荣,用尽全力地去办好每一件事。之后,组织上再次安排孔宪权担任遵义会议纪念馆馆长的职务。
1964年,遵义会议会址进行了一次全面大维修,在维修过程中,孔宪权突然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他想请毛主席亲自为纪念馆题字。
这件事情在当时的人看来是非常困难的,因为自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从没有为任何革命纪念旧址题过词。
不过,虽然十分困难,孔宪权还是展开了行动。他想方设法地找了很多人,成功说动了毛主席,请他老人家在工程竣工时,为纪念馆题写了“遵义会议会址”6个大字,并制成了匾额。时至今日,这一块由毛主席亲笔题字制成的匾额,,无疑有着极其重要的历史意义,后来被评为“中华第一匾”。
改革开放之后,孔宪权的故事逐渐为外国所知。美国、欧洲、日本等西方国家曾专门邀请他出国讲述长征和红军的故事。美国一位叫做哈里森· 索尔兹伯里的作家,对孔宪权的遭遇很是赞叹,还将他的故事写到了自己著作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里面。
1988年11月7日,孔宪权病逝,享年78岁。消息传开后,胡耀邦亲自发来唁电,对长征路上的老战友的逝世表示了深切的哀悼。在娄山关战役中,孔宪权拼死杀敌,留下终身残疾;在与部队失去联系的日子里,孔宪权不忘革命传统,自力更生,虽受尽苦难,但始终不忘自己是一名战士,极力帮助当地的民众;此后,他又将毕生的精力奉献给了遵义纪念馆,为下一代讲解革命传统,传承革命信仰。他的一生尽显“红色”本质,值得后人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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