濮存昕六个字感言（当领导是一门学问）

“打今天争名夺利都是小的，最后是‘了’。但艺术是挡不住的，创作是挡不住的，是我们的生命本身，不能遏制任何人的创作愿望。”

时代巨变的洪流中，坚守初心，犹如傲骨凌霜。唯有守护最初梦想的毅力和勇气，才是推动国家进步的力量。

2003年11月11日，我们从永安路106号出发，记录这个国家一点一滴的变化。12年后，我们选择了30人——他们无论身处喧嚣躁动，抑或遭遇时代逆流，均以不变的信念应对万变的困局。

在岁月的年轮中，他们有快意、有消沉，有对酒当歌、有失意彷徨。在一次次的磨砺中，不忘初心，举步向前。

在这里，时间是对信念的敬意。

本期人物：濮存昕

濮存昕

生于1953年，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国家一级演员，现任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副院长、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话剧表演代表作有：《雷雨》、《哈姆雷特》 、《李白》、《茶馆》、《建筑大师》等。影视作品有：《英雄无悔》、《来来往往》、《最后的贵族》、《清凉寺的钟声》、《洗澡》 、《鲁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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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30日，周五，傍晚的北京几乎每条路都在堵车。濮存昕在西装外加了件厚外套，骑着自行车，赶到中戏参加一个戏剧颁奖礼。

作为中国戏剧家协会的新任主席，他登台致辞时，从口袋里掏出眼镜和讲稿，“确实是老同志了，需要戴眼镜。”

如果不刻意提及年龄，恐怕很少有人会觉得濮存昕今年已经62岁了。自1976年考入空政话剧团起，他在话剧这行已待了近40个年头，即使在上世纪九十年代，《英雄无悔》、《来来往往》等热播剧让他拥有了更广泛的知名度，他依然甘于寂寞地守着这一方不大的舞台。

没有经纪人，没有助理，他只是单纯地怀揣梦想，每年坚持出演上百场话剧。就像他自己说的：表演释放了我的生命力。

谈表演演员这个职业释放了我的生命力

新京报：你父亲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演员和导演，你也在人艺大院里长大。做演员是你从小的理想吗?

濮存昕：我虽然是人艺子弟，演员梦却不是从小就有的。因为我曾经是个瘸子(患小儿麻痹症)，九岁以后才丢掉拐杖。我小时候理想很多，最概念化的就是想当工人叔叔、农民叔叔、解放军叔叔。后来理想进入现实，现实就是我是知青，面对土地、庄稼、低矮的破房，面对注销了北京户口，可能要在黑龙江过一辈子。

新京报：怎么想到去报考空政话剧团的?

濮存昕：那时候想着，只有戏剧能拯救我，但是连着考了三个部队文工团都没有成功，总政、战友、济南，战友是最接近的一个，仍然也没有考上。返城以后时来运转，考上了空政话剧团学员班。1986年，蓝天野老师把我借调到北京人艺《秦皇父子》剧组，那年秋天，我申请调进人艺。是表演拯救了我，点燃了我，改变了我个人的命运处境。

新京报：一开始进人艺，好像并不顺利?

濮存昕：对啊，学习是有一个过程的。宋丹丹说，我们以前可没觉得小濮怎么样，他现在演出来了。包括我们剧院的前辈，那会儿都是一眼就看到我的短板。

新京报：怎么摸着的门道?

濮存昕：真正引领我走上台阶的是和林兆华、田壮壮、夏钢这些导演排戏。突然间，对表演这行当的专业概念，有了一个调整。原来，没有放松的原因是你没有把自己真实的生命摆到创作中去，所以一上手就是肤浅的，那种呼吸和节奏，那种自己显露出的愿望，不过是一种替代方式，而不是生命本身。

新京报：在你看来，表演是在演生命本身?

濮存昕：我今天能够做到，表演就是在真实的当下，真实的直觉，面对面，不用去“做”什么，而且也“做”不来。生活中的真实和艺术中的真实，确实是可以贯通的。

新京报：演员这个职业给你的生命带来什么改变?

濮存昕：释放了我的生命力，这是最大的改变。

谈头衔当领导是一门学问，我就是一个演员

新京报：在你演过的话剧中，《雷雨》似乎一直是你的心结。1990年到2004年，你在上百场《雷雨》中饰演“周萍”，但到了去年，你说最想演的是“周朴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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濮存昕：我仍旧坚信这句话“永远的《雷雨》，演不尽的《雷雨》”，是我们没把这个经验吃得再透一点。明年我和老六(李六乙导演)想在剧院外做《雷雨》，我们想把演了八十多年的《雷雨》，忠于原著地去解构它，态度是尊重的，不许篡改，但是对人物的诠释来自我们自己的直觉。周朴园不是那种资本家式的，我们突然间找到了另外的诠释方式。

新京报：为什么要在剧院外做?

濮存昕：现在更多跟李六乙合作，做我们想做的项目。我们怀揣梦想，在剧院里行不通，不买账，就说好了，这段时间我们要出去外面做。这是我们的热爱，和隶属于什么单位没关系。

新京报：这是不是有一点小悲哀?两个北京人艺的重要创作者，却不能在自己“家”里把这部戏做了。

濮存昕：怎么办，你去吵去?整个大空间，你没有力量去力挽狂澜，你可不是救世主，也别把自己当作领军人物。你有真知灼见的话，合适的时间说，没有合适的时间闭嘴，这就是苏东坡的经世之道，经过它，留给后人评说。今天争名夺利都是小的，最后是‘了’。但艺术是挡不住的，创作是挡不住的，是我们的生命本身，不能遏制任何人的创作愿望。

新京报：这是不是你作为人艺副院长的一种妥协?

濮存昕：我一直觉得当副院长是走错路了，当领导是一门学问，我就是一个演员，说起来还是知识分子的通病，我总觉得自己对。实际上做领导不仅仅是对错的问题，更有操作方法的艺术。演员总爱强调个性，但做领导偏偏要将个性隐去，代之以大局观和服务性，这恰恰是演员很难适应的。

新京报：除了人艺的副院长，你在今年7月还当选为中国剧协主席。你说过，做剧协主席，更多要去完善，而不是创新。

濮存昕：我们需要创新，像话剧、歌剧、舞剧这些外来剧种，应该有和世界接轨的追求。而传统剧种，更多应该是内在的修行，微火慢炖，繁荣创作，把教育做好。

新京报：对剧协未来的工作有什么具体计划?

濮存昕：我们不是一个管理机构，我们是一个联谊机构。我们要自然地生长，化肥千万别来，然后物竞天择，百花齐放。戏剧不能只有一个样子，文学艺术必须像原始森林，不能是苏州园林，应该允许野草的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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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公益钱多挺累的，出点儿钱做公益就平衡点

新京报：现在很多明星都热衷于做公益，你好像也不例外。

濮存昕：我是到1999年以后才有能力买房，之前我们家住的一个小平房被前面的高楼挡着，老见不了阳光，我媳妇儿腰不好，不能受湿，所以褥子老得拿出去晾。我们孩子1983年出生，她长到十几岁，都是一个大衣柜隔着我们。

我那时候有一个很大的奋斗愿望，就是能够买一套带卫生间的，能见着阳光的房子。那个生活真是挺压抑的，必须得改变。我们是真真实实生活过的人，今天突然间什么都有了，你还能真真实实再返回到原来。我原来就想当演员，不为钱、不为名。钱多挺累的，现在开始出点儿钱(做公益)就平衡点。

新京报：但你也接了不少商业广告。

濮存昕：我现在收入主要还是来自商业广告。不过我有自己的标准：医药广告不做，我是卫生部药品宣传员，医药广告我不敢做;房地产广告不接，连剪彩也不去;现在食品广告是尽量不做，以前做过的，合同到期也不再做了。我有一部分广告收入不过手，直接就投到了公益领域。

新京报：之前外界有一些争议认为，演员濮存昕广告接得太多了，你怎么看?

濮存昕：因为我做了那么多公益的事，接起商业广告才会坦然。再进一步说，因为做商业广告，获取了一些利润，帮助别人才有底气。做公益，去帮助别人，不需要我砸锅卖铁，卖房卖地，不会成为我很大的负担。当然力有不及或道理上说不通的我也会拒绝。总之一句话，我不希望自己为此所累，不希望因此而耽误我在演艺方面的追求。

新京报记者 陈然 编辑 唐博文

主题摄影 新京报记者 侯少卿

濮存昕与新京报12年

濮存昕是新京报的忠实读者，12年来也曾多次因为戏剧影视作品、公益、“两会”等不同的话题，接受新京报的采访。

在2007年中国话剧百年之际，新京报发起“中国话剧百年名人堂”活动，濮存昕等14位戏剧人入选其中。当时，新京报特意邀请濮存昕在空政话剧团时代的恩师、王贵导演为其颁奖，这让濮存昕深受感动。此事也被他写进了自传《我知道光在哪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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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题问答

新京报：你的理想是什么？目前实现得怎么样了？

濮存昕：我是戏剧家庭出身，又是人艺子弟。年轻的时候，能像父辈那样在舞台上演戏，就是我的理想。绕了一大弯子，又回来了，多么幸福。

新京报：什么是你认为的最艰难的时刻？

濮存昕：最难的是刚从部队文工团进入人艺那会儿，面临转变，要跟人艺"合槽"的时候。明知道自己演得不对，但不知道怎么是对的，明知道那样是好的，但就是做不到。

新京报：坚持给你带来最大的快乐和痛苦是什么？

濮存昕：这个舞台是我曾经积累的这么大的人生愿望，我终于站上去了。在这儿我是最自在的，最能显示出人生的价值。多少人期盼和羡慕，干嘛不坚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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