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艳秋京剧大登殿(京剧浴火黎明试塑新形象)

新艳秋京剧大登殿(京剧浴火黎明试塑新形象)(1)

京剧《浴火黎明》剧照

改编《红岩》并不简单。这部半世纪前的长篇小说对中国人来说是最为熟悉的红色经典,其中的主人公更是家喻户晓的英雄人物。在当代语境下,如何用京剧去改编这个题材且对当下生活有所启示?上海京剧院在孕育数年后,终于奉上《浴火黎明》这部新编戏,以突破性的人物形象、深刻的人文关怀和哲学思考,实现了现代京剧的深度实验和对当代社会问题的回应。

前所未有的中间人物

《浴火黎明》的故事脉络来源于《红岩》,1949年重庆解放前一年,因叛徒出卖,党的地下组织遭受严重创伤,大批党员被捕。在狱中,革命者坚持斗争,直至牺牲。

作品塑造了邵林、许志烨、范文华等一批共产党员形象。邵林集结了狱中众多女共产党员的影子。她以女性特有的坚毅与不屈与敌人斗争,以细腻与宽厚拯救一度动摇的战友,成为狱中党组织的坚强核心。

许志烨是众多成熟刚毅的共产党员的缩影。他身为中共重庆市委高级干部,虽然对市委书记刘国定的生活腐化有所察觉,却失之纠察,这成为他无以挽回的心痛。痛定思痛的他,竭尽全力将自己的沉痛思考与狱中难友的思考汇集在一起,推动了“狱中八条”的诞生和传递。

而范文华则是从未在“红岩题材”中出现过的人物形象。他对党有着朴素的情感,把刘国定当作党的化身,错把崇拜当信仰,在得知刘国定叛变革命出卖同志后,意志发生动摇,最后经由狱中组织的感召和帮助,他重拾信仰,坚定不屈。

范文华这样一个形象,被许多专家学者认为是《浴火黎明》也是红色经典题材在创作思维上的重大突破。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仲呈祥认为“范文华”是崭新的、熟悉的陌生人形象。他表示,长期以来艺术创作在哲学意识形态上是二元对立的,要么是先烈,要么是叛徒,对于中间人物绝少涉及。“范文华”的出现是对红岩题材的新开拓,是红岩艺术画廊里崭新的艺术形象,在美学上值得关注。

在他看来,范文华这个中间人物的出现不仅丝毫没有降低灵魂的制高点,而且从侧面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智慧与气度。更重要的是,这个形象的出现,提醒今日的艺术工作者重新审视活跃在重大历史题材中的中间人物,用全面辩证、兼容整合的方式解决长期制约艺术创作的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思想。

剑指贪腐与信仰危机

《浴火黎明》最初拟以《红岩》中成岗的原型陈然为主人公,以《挺进报》的故事为主体。编剧李莉观看了100多集的影视资料片,阅读了90多万字的文字资料,特别是革命烈士遗留下的2万多字的《关于重庆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况的报告》,被“狱中八条”所震惊。其中第一条“防止领导成员腐化”,第六条“重视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和作风问题”,更令她惊讶不已。“60多年前这些深陷黑牢的共产党员就能提出直贯当今现实的严峻问题,令人钦佩。”这也促使李莉决定选取一个新角度来写《浴火黎明》。

刘国定因贪腐导致的叛变,成为全剧的导火索。他认为自己为党工作多年,总不能白白奉献,嘲笑范文华是傻瓜才会相信革命信仰。他的叛变直接导致范文华的信仰迷失。为挽救范文华以及和他一样信念动摇的同志,以邵林和许志烨为代表的党组织,展开了一场信仰的救赎运动。

剧中不只一次厘清了个人的信仰与组织的信仰,伦理的信仰和理论的信仰的不同。如许志烨劝戒范文华:“同志,不要轻信表象,不要盲目追崇。”“我们信任的是党,追求的是党的最高目标。迷信和崇拜个人,绝不是真正的信仰。”

剧中不只一次强调了深陷黑暗的共产党员对信仰的自信。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狡诈的危言耸听——“高层贪腐,忠诚尽丧,你们的组织完了”,邵林挺着胸膛面色坚定地说:“江河万里,鱼龙混杂,何须惊讶。你抓了180余名共产党员,请问,有几个贪腐怕死?又有几个忠诚尽丧?”这一番回应可谓是全剧的“剧眼”。革命道路如九曲回肠,说不清的考验纷至沓来,能甄别出真伪、锤炼出信心、守得住信仰的人方显共产党人本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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